朱载坖的想法不可谓不大胆，连讲官们都认为，朱载坖的这个想法有些过于激进了。
    张居正劝道：“殿下，杀人并非好事，能擒斩祸首王杲，而关河宁定，岂非好事？”
    这其实是大部分大明官员的想法的，他们不想大动干戈，因为一旦调发大军，就是海量的钱粮，前线的军士们固然是刀头舔血，百战功成，但是他们即便是战事结束，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核实军功，赏赐士卒，而且立功受赏的是武将们，又会使得武将的势力膨胀。
    在他们看来，武将就和藩镇画等号了，是一定要严加防范的，藩镇之祸，远远胜过王杲这样的边境叛乱。朱载坖显然不这么看，他向讲官们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若是平常时候，李成梁的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好事，但是现在不能这样。
    首先就是现在这个短暂的窗口大明不能错过，之前马芳远出捣穴，给俺答制造了一些障碍，俺答会消停一段时间，而马上倭寇就会更加猖獗。根据王直的情报，倭国内部的纷争已经是愈演愈烈的，大量的无主浪人纷纷加入海盗团伙，王直虽然能够约束手下，但是如曾一本等新近崛起的海盗团伙可不管那么多，他们最近招募了大量的真倭，实力急剧膨胀，现在当然是摩拳擦掌，准备到大明劫掠一番。
    南倭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北边更要稳定，不仅是俺答，还有辽东的女真、土蛮、朵颜三卫等部落，都不能出大乱子，否则大明两线作战，肯定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朱载坖认为，对女真的这一仗，不仅仅是要惩处王杲和女真，更是要震慑北方的这些蛮夷，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厉害，到时候才好抽出手来收拾倭寇。
    所以朱载坖对于这一仗的看法就是要打的尽可能大，尽可能的大量消灭的女真人，不仅是要沉重的打击的女真的势力，而且还要震慑其他的部落，尤其是土蛮部，一旦土蛮和俺答联手，那大明的九边就会很吃力，对于东南的支持就会减弱，这是朱载坖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希望尽可能快的解决倭寇，避免倭寇在东南作乱，影响大明的财政。
    所以朱载坖的意图是调集大军，以堂堂之阵，彻底绞杀建州右卫，当然，女真各部中的亲近大明的势力也要加以利用，毕竟建州女真的周围尚有海西女真足以一争高下，连内部，也有王兀堂这样的酋长能够和王杲一争建州的统治权，这些都是大明可以团结的对象，同时也可以给他们看看大明的军威。
    李成梁想了一会说道：“殿下，据臣所知，王杲本部不过三千，料敌从宽的话，其死忠应在五千之数，加上一些归附于他的，王杲最多不过八九千之数，官军出动三万步骑，当足以制敌。”
    李成梁说出这个数字后，朱载坖不由得在心里盘算起来来，辽东的官军本身就很疲弱，能不动就尽量不动，即便是上阵，恐怕也是充数的，主力还是要从内地的九边各镇抽调，以朱载坖的看法，李成梁所部三千骑，吴惟忠所部六千人，再从马芳部调三千骑，已经是一万二千精锐了，再从蓟镇抽调八千精锐，凑足二万精锐入援，从辽东镇本地集结一万精锐，对付王杲已经是足够了。
    要命的就是大军的军粮，辽东本地官军的军粮消耗还少一点，朱载坖想要调动的各部官军，远的在宣府镇，近的也在蓟镇，要先在关内集中，然后再经由山海关开赴辽东镇，一路上的军粮就是一个天量的数字，要知道不仅仅是两万人，还有上万匹的战马牲畜等。
    战马的胃口可比士卒大多了，官军士卒，本色不过一石五斗，而一匹战马，一月豆料一石五斗，还有草四百五十斤，盐十斤，这样的长途跋涉，所需要的粮秣那就更多了。在关内还好，可以就近从京通仓和蓟镇调拨，虽然有些损耗，但是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一旦出关，以现在辽东镇的情况，根本不能承担两万大军和战马的粮秣供给，朝廷必须提前调发军粮到辽东，否则大军到了辽东镇反而陷入缺粮的境地就好玩了。
    朱载坖说道：“从东南海运的漕粮，可以直达盖州等处，足以接济三军。”
    对此，李成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直接将大部分军粮运到安东石最为合理了，李成梁的计划是在安东聚集大军，包括女真和朝鲜的军队，然后大军再从安东出发，剿灭王杲。而且在安东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可以下令朝廷为大军准备马草等部分辎重，虽然朝鲜没什么粮食，但是准备一些马草豆料还是可以的。
    汪道昆问道：“山海关到安东可是一千一百余里，一路上大军吃什么？”
    李成梁的看法就是大军一路沿海进军，提前通过天津向盖州、宁远、营口转运军粮马草，大军在这几处补给，然后再安东集结，再出师讨伐王杲，对于李成梁的这个计划，朱载坖和汪道昆计算了一下。
    大军从集结到赶赴安东，大概需要五十天，以两月计算，二万官军路上的行粮和豆料，加上漂没和损耗，十五万石足够了，而抵达安东之后，按照李成梁的估计，可能需要两个月时间收拾王杲，不过朱载坖觉得还是要料敌从宽，按四个月转运，加上辽东本地的官军，四个月需要的的军粮是三十六万石，加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恐怕也四十五万石，还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豆料。
    再加上回城的路途，朝廷最少要准备一百二十万石的军粮，才足够支持大军讨伐王杲。这个数字不要说汪道昆和讲官们，就是朱载坖也吓了一跳，大明漕运的最高数字是在宣德六年，不过六百八十万石，正常一年四百万石的漕粮，等于一次就要用掉四分之一的漕粮来支持讨伐王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