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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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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5日……星期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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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这个“小社会”的“众生相”真是又让我领教到了。
早上各年级宣传委员交错检查黑板报打分，高三检查高二，高二检查高一，高一检查高三。于是一大票宣传委员在各年级宣传部长的带领下在各个班窜访。高三的宣传部长张艳，是高一刚入校时，我在小记者团招的最早的两个小记者之一。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她成了我的领导。张艳是个对学生工作热心的人，但是性格比较软弱，有点“肉”，自己没什么大主意，好说话。
高二的宣传部长李荣则和张艳截然相反，张狂跋扈。每到一个二年级的教室门口，她就大呼小叫地嚷：“这个班的宣传委员是谁？来来来，站出来！”然后让点出来单独站的宣传委员在那等着挨批。无论那个班黑板报办得如何，她总有话等着：“这办的是个什么东西啊？！这画的是什么狗屁啊？！稀烂！……”鸡蛋里挑骨头，看什么都不顺眼，对谁都横加指责，这个李荣是个比马屁精吴德清还厉害的角色。她的评价内容与高三年级宣传委员的打分没有一毛钱关系，全凭她心情。当然也还是有得到好评的，那就是她自己班。这么明显地偏袒造势，当高三的宣传委员们都是傻的吗？黑板报办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冲宣传委员发火是什么事？不应该对事不对人吗？是谁给她的权力让她这么对人说话做事？再说，有张艳在，怎么也轮不到她在这嚣张啊？！更何况张艳都没说什么，一直在和缓气氛打圆场。这是没冲着我吼，要对我这样，我分分钟把她怼回去。
检查完高二的黑板报，不想继续看李荣那副色厉内荏的嘴脸，仗着是高三学姐的身份回了教室。坐了会，高一的宣传委员们到我们班检查黑板报，一个个都畏缩地躲在教室外，透过窗户往里瞧。我跟霍江说：“把他们叫到教室里来看。”霍江从教室后门探出头去，冲走廊上的宣传委员们喊了声：“哎！都进来看！”洪亮的嗓门吓得那群孩子们老鼠见了猫似地头也不回飞一样地跑了，随之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唉！低两级的孩子们还是青涩啊！我们都已经是这个学校里的老油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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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要开始月考了，今天下午年级组长还要为“国庆游园晚会”组织文艺部的人开会，时间不够用啊！真令人头疼！祸不单行，我的自行车又坏了。会后只好坐艺婷的自行车去坡下常去的面馆吃晚饭。碰到陈舟，聊到明天月考的事，艺婷坚定地说：“那种在第一考场考试，只抄别人卷子还不给别人看的人最卑鄙！”
陈舟附和：“就是！成绩都已经那么好了，还只想抄别人的得更高分，不共享自己的卷子，怕别人的分比自己高，那种人最恶心了！”
若是以前，我会附和一下——真心的那种，现在我也附和了，却有些心虚。我是不是变了？关闭外部感知，回到自己的小宇宙，单独面对真实的自己、剖析自身的恶，其实很痛苦。这次我也是坐在第一考场考试的人，这意味着我上次考试排进了年级前三十。想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很难。我现在便是他们口中那种只愿看别人却不愿给别人看的人。我很纠结，不想成为这种令人厌恶的人，想保持身正体直、心思澄明，可我却没有办法。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于是只能伪装、掩饰。
考试作弊对我来说不算新鲜事了。以前，我会觉得它是个碰不得的“刺猬”，现在它如同魅惑人的毒品，让我心生悔恨却又欲罢不能。大部分人认为被别人抄而没抄别人的人是倒霉的“受害者”，双方商量好的互抄是公平的风险利益共担。除了抄别人，作弊还有自备小抄抄自己的，只是这种小抄只对文科班有用，对理科班的考试没啥用。我时常会是“受害者”，但也担当过“共享者”的角色。作弊对我的分数提升并未起过明显作用，但在一分压过几十人的环境里，我却无法对它说“不”。我想回到从前那个对考试和分数不屑一顾能轻松掌控的时候，那时我面对考试，还能保有自己的原则、尊严和自控力。可现在，除了对自己的痛恨，我一无所有。
明天又要开始月考了，我的内心又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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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6日……星期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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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月考了。
这次我的考号是26，叶培盛28，我们中间坐的27号是一班的一个女生。她好像是之前宣传栏里公示的“十佳学生”之一。此人再次刷新了我对人类脸皮厚度的认知：进考场开考前，她与我没有任何交流，此前我们也互不认识。考试过程中，她拼命喊我叫我给她抄选择题，喊得之频繁、动静之大已经影响到了我做题。我简直不胜其烦。我们萍水相逢，相互还是竞争关系，她凭什么觉得我会给她看呢？她是有妄想症吗？我当然没给她看。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她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也没理我，独自匆匆离开。重点是第二场考试中，她又拼命叫我给她抄。她是怎么考进这个考场的？她是失忆了，还是脑子坏掉了？上一场我不是没给她看吗，她怎么还敢冒着被老师发现的风险又叫我给她看？！考试前后，她连简单的寒暄、自我介绍、套近乎都没有，怎么就敢在考试中跟我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她是怎么评上“十佳学生”的？！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人也有。
我也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在考试得空的间隙和交卷的时候，我也偷偷看了别的人卷子，只是没改自己的答案。原因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改，也不是崇高的道德战胜了内心的恶，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答案也是错的。最终是我的自大阻止了我的作弊行为。这也够黑色幽默了。
下午的数学大概率是考砸了，我最有优势的科目反而成了我的拖累，心里的洪水防线终于决口崩溃了。大势已去，下次我不会再在第一考场了，爱咋咋地吧。喜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格言，可自己又无法做到格言里的洒脱，总害怕失败，害怕别人的鄙夷和指责，对成绩的浮动无比“玻璃心”。
晚自习前，电视里仍旧播着奥运赛事：男子三米跳台选手——熊倪，获得金牌。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第二次获得奥运金牌。他说他是以平常心战胜了别人，也战胜了自己。“平常心”，这已是第n个冠军这么说了。是他们成为了冠军，才能轻松地说出“平常心”三个字，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平常心”，他们才走上冠军的领奖台？碾压他人的超群实力和平常心哪个更重要？唉！无论哪一个，我都没有，我注定是个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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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自行车又坏了，上下学只能徒步。盼盼每次碰到我步行，都热情地邀请我坐她自行车后座，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她的自行车比我那辆破车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后轮没有挡泥板，下雨骑车，泥水会顺车轮外沿切线飞出。领教过“泥水飞刀”厉害的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内心却无比温暖。盼盼再三邀我同行，终抵不过我的坚持，她只好独自骑车回家了。
相比于盼盼这样暖心的朋友，有些人却让人心寒。自打我自行车坏了，袁英就不和我一起吃晚饭了，一到饭点就粘着丁静，坐她的车去校外吃饭，连跟我打招呼说话的空档都不留。我们那么多天同进同出同吃一碗面的情谊就这么浅吗？人需要势利得这么明显吗？我终究还是对人性了解得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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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9日……星期五……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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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已经结束，分数基本都出来了。除了数学以外，我别的都能算得上高分，但数学却是再创新低——68分，满分150分。虽然一开始已经预料到数学分数会很低，但没料到会低到这个程度。对于这个分数，我竟无比平静。之前那次69分的先例打破我一贯对数学的自信后，多低的分数似乎都不能给我更大的刺激了。我知道数学已不再是我得高分的倚仗后，就降低了对它分数的预期。我已经麻木了。
这次，建国除了数学外，其他各科也没考好。不知他的失利是否也是我平静的一个原由。分数和排名，对我来说越来越像一门玄学了。它与考前是否看杂书、是否花更多的时间好好复习做题、是否心思浮动胡思乱想都没什么关系。该学的都学完了，该在脑子里的都在脑子里，你的分数和排名与你的付出不是“正相关”，它有它自己的想法，随它的心情给你浮动。算了，只是一次月考，让它过去吧。
物理竞赛紧随月考之后也来了，但它并没比月考有更大的威力。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参加，得高分是荣誉，分数低也不会公布排名，不过是多做一份卷子而已。我们班肖伟、建国、袁英、尚小庆等等好些人都参加了，只是我们被打散分在不同的考场。我和建国、袁英在一个考场。可能是本校老师也想出成绩，在自己学校、自己老师监考，考得很松，到最后收卷时，不少人走下座位拿别人的卷子抄，老师也放任不管。建国习惯性地拿别人的答题卡对了对，就放下了，可能是觉得只是个物理竞赛，不必太在意结果。袁英是执着于多填几个对的答案的，拿着建国的卷子对了很久，拖到最后一个才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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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无论成绩好坏，人都天然自带作弊基因。所获得的收益与被查处受到的惩处之间的差势决定了这基因是显性还是隐性。收益远大于惩处时，几乎人人都会选择作弊，形成法不责众的效果，甚至监管者都听之任之或协助作弊，并从其他渠道分享收益。惩处远大于收益时，也无法避免有人铤而走险，只是选择作弊的人比例会低许多。收益与惩处差势不大时，则考验了每个人面对诱惑时的抉择。只有实力远超考核标准、没有作弊刚需的人，才会把作弊挂在道德沦丧的耻辱柱上，将它轻易抛弃。
也许这就是人性吧。一旦牵扯到过重的利益，谁都无法轻易把高尚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更有甚者连合法合规都不一定能做到。小时候是考试的分数，长大后是就业、升职的机会，是谈客户、拿项目的竞争，是无数个人生路口的选择。对于取消学生课外补习培训，有多少父母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做任何课外补习，又有多少父母通过各种途径偷偷给孩子安排课外补习班？为了获取更多客户资源，有多少销售人员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目标人群信息？为了拿下某个稀缺的入学名额、获得某个难获批的批准或竞争某个收益颇丰的项目，又有多少个人或企业走捷径向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利益输送？
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总有人会选那条更容易的路，与年龄无关。只是小时候的事，是非更容易看清些，选择更容易做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