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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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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6日……星期二……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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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整天弥漫着大雾，能见度很低，雾气大到如同时刻下着细雨。在雾里穿行，一切都是朦胧虚幻的，不一会身上衣服就能湿漉漉地挤出水来。丁静说我们过的是伦敦雾里看花的浪漫日子。我没去过伦敦，不知这里的状况与雾都伦敦是否相似，只知道我的日子过得如同这大雾一般朦胧且糊涂。云里雾里、混混沌沌，每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是行走、吃饭、做题，无限循环，不看日历便不知道日子过了几日。
原定的月考经历了大量推迟或取消的讹传后，仍确定为按原计划时间开考，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于是“年级组长‘宋某人’因组织元旦晚会不力，才又重启策划这场‘月考浩劫’”的传言四起，咒骂声不断。可无论如何传言、如何咒骂都改变不了明天开始月考的事实。接受现实吧！这次公布了我的考号是150，毛广海与我同分，但考号是146，我们中间插了几个别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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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晚会也时间在即，作为文艺部长，我不可能不管。看着报上来的节目，我深感高三的节目比高一、高二的丰富很多，复读班又比应届班热心很多。这莫非就是多成长几年的区别？笛子合奏、口琴独奏、民族舞、小品、情歌对唱、合唱……好多节目形式，没有二胡演奏。
“你把二胡带来让刘佳佳拉，我们班报个二胡演奏吧？！”艺婷看过上报的节目单后对我说。
“这……”我想起去年元旦晚会去表姐家借影碟机被妈妈数落的情形，有些犹豫。她肯定不会让我把二胡拿到学校来，怕弄坏了。
“你那两下子肯定不能当节目报上去的。虽然我没听过刘佳佳拉的，不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肯定比你厉害些！”艺婷看我犹豫，会错了意，以为我想把自己报上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出来……”我辩解。
虽然每每有活动，内心都会激动、起波澜，想要有所参与和表现，但爸妈不允许耽误学习的要求我也谨记在心。于是暗暗决定自己不主动参与任何活动。那颗火热的心蠢蠢欲动时，另一个冷漠理智的“我”就会自带背景音乐地出来劝诫：“别冲动，看淡名利，不要爱慕虚荣！”背景音乐永远是：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我骨子里刻着“喜欢表现自我”，外面却盖着“谦虚、忍让、不出风头”的皮，这注定了我的纠结和矛盾，也注定了我不会主动去抢别人表现的机会。
课间，老班来问我班上的元旦晚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团拜时表演的节目有没有确定下来，还有哪些没有安排筹备好的可以占用一两节课的时间去准备。他认真关心的样子很真诚，不似作伪。看来老班也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古板，他可能也想让我们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元旦晚会能尽兴、留下好印象吧。
晚自习我调换位子坐到第一排，为明天的考试做准备。这是个“幽静”之所——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护城河水”对岸都是些寡言少语的邻居，“书山”后也是位深居简出的“隐士”。很好，很好！在后面“纸醉金迷”的生活过久了，也会向往第一排的平淡和质朴，似乎我已爱上了这份远离喧嚣的孤独——人总会有孤独的时候，何不自己走向孤独深处？主动选择总比被动接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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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7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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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总算结束了，暂且先不去想考试结果，心便轻松了一大截。月考过程中，毛广海对考试结果和分数大度而坦然的态度，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不像袁英、黄子怡她们那样在考前踩点、考试过程中和交卷的间隙四处打探、抄答案，也不像建国和尚小庆他们那样在考试结束后相互对答案，执着于提前知道自己答得对错。考试于他，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无压力、不纠结。到了时间来，交卷铃响了走，无论卷子是否写完了，交卷都干脆利落。这样不耍手段拿到的名次体现了他的真实实力。
考试结束后，班头组织大家每月一次的“乾坤大挪移”——换座位，我们这排终于调到前面去了。在前排坐虽不能毫无顾忌地讲话，少了些自由，但终究不会玩得太过分，心里踏实许多，也不会抬头便看见那个人。
年底了，慰问的信和贺卡纷纷而至。春生和“小点子”，这俩我以为从地球上消失了的家伙终于给我写信了，看来都忙于高考前的冲刺，无暇顾及其他。我赶紧写好回信去寄，写的无非是些学习近况和互助快乐的片汤话，心里却充实而满足。“饼子”的来信，言辞一如既往地客气，对我的成绩比我自己还有信心。我也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还收到两张贺卡，寄件人是我久未联系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以前同班时也未曾有过多少交集，突然收到他们的贺卡甚是意外，也许是贺卡买多了群发吧。至今还没收到苏小鹏的信，也许是她学习太忙没空写吧，或许她打算过两天元旦放假了回来当面聊，省点邮费，经济实惠，也好！
有了艺婷打样在前，乐为也打算约一些同学元旦放假期间到他家去玩。只是他爸妈大多时候不在家，即使在家厨艺也难以招呼客人，于是他四处打听谁做菜手艺不错，在为聚会餐饮寻觅“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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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9日……星期五……晴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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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上课没老师来，一打听，都去参加县里组织的万人长跑了。于是几个班委借这个时间聚在一起商量晚上晚会的各项安排。为了吸引人，打算设个有奖游戏环节，我承担了编写游戏流程脚本的工作。
邓慧兰主动提出想要主持元旦晚会，对于她的普通话水平和主持控场、应变能力，我和艺婷都不怎么认可。而她小心眼、爱闹矛盾、爱生气的脾气，我俩都清楚。我俩谁都不想当那个拒绝她的恶人，但拒绝又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我们商量拒绝她的对策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先答应同意她主持，让她自己准备主持的服装、串词和相关的工作，然后开场前给她提出一些同学不配合参加活动的预设，让她知难而退。商量过程中，我和艺婷都对自己为达目的机关算尽给别人设套路的行为痛恨讨厌无比，聊着聊着就笑道：“我觉得我们好阴险啊！真是道貌岸然的人！”但即便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又都不得不这么去做。看来我们都是俗人，谁也无法永远保持道德上的清高。与社会这池水接触久了，谁都会吸些污水，变得发胀、臃肿起来。
后来，蒋天乐听说邓慧兰要主持晚会，插手干涉，并放出话来：“我的女人不许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听到这话，我和艺婷都如获至宝，赶紧去对邓慧兰说：“我们是打算让你主持的，但是蒋天乐不让你主持。这事要不你俩先商量好了再说？”看着邓慧兰面有难色，我和艺婷心里便有了底，知道她拗不过蒋天乐，在达成目的的同时，心里不免又对自己的虚伪和俗气自我鄙视一番。
中午回家发现家里人都去亲戚家吃饭了，于是陪着艺婷去借她主持时的衣服——是的，最后主持还是一如既往落在了老主持人艺婷头上。下午趁着家里没人，拿了二胡、箫和一大堆东西往学校赶，在校门口遇到两个走街卖乐器的，见我背着二胡愣是要看看，我便如伯牙遇知音般与他们切磋了一番。按惯例，下午可以翘课出去采买晚会物资，由班头徐建和生活委员江丰负责。对于食物的购买上，明显分成两派：男生们主张多买些苹果、香蕉、饼干之类管饱的干粮，女生们则主张以葡萄干、果脯或辣条之类的小零嘴为主。相互争执半天，徐建一语道破他们坚持的原委：“月底了，男生们的生活费也差不多都见底了，估计晚上很多男生都不会吃晚饭，指着把交的钱吃回来呢！”这个理由让女生迅速妥协。
何斌叫了几个男生和艺婷一起去她家搬影碟机，还借了不少ktv唱歌的碟。金燕组织人把吃食按人头分好，用拉花、皱纹纸和气球布置了教室。乐为和徐建安排人把一部分课桌椅搬到走廊上堆起来，其他的桌椅都靠墙环绕，好让教室中间能空出表演场地来。一切就绪，期待晚会会与以往不同，但开场前我就预感自己想多了。不只是我，东霞、金燕、尤友玲等等也都有此预感，好几个人担心地对我说：“晚会会不会砸锅？”
晚会开始没多久，老班很自觉地退场了，可能想让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元旦晚会更自由吧。而晚会火热的场面在分发完食物之后持续没多久，就一如既往地进入冷清的状态：环坐在四周的男生专注于吃他们的“晚饭”，艺婷在中间动员很久，让大家上台表演节目，大家都各种推脱或不为所动。她只能自己或者叫何斌、单凌云或彭思宇他们几个能指挥得动的熟人上去唱歌。选歌、选碟和播放速度慢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也是冷场因素，唱歌的人尴尬地站在场子中央被所有人围观，等待许久伴唱带也不一定能正常播放。于是恶性循环，更没人愿意唱歌了，因为不想站上去被尴尬地围观。
我把二胡给刘佳佳在楼梯间练习，准备团拜时表演。刘佳佳许久未碰二胡，对其生疏肉眼可见。他调试了一会后，开始练习，艺婷闻声而来，见是刘佳佳在拉，摇着头对我说：“还赶不上你！算了，我们团拜的节目别报二胡了，还是报唱歌吧。”艺婷进教室没多久，语文老师老刘和物理老师结伴而来，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都对二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走廊随便找了个课桌靠坐上半个屁股就开始上手拉二胡。老刘指法混乱地拉了一通《良宵》，尴尬地笑着说：“这是我二十多年后再会‘旧友’，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用哪只手跟它打招呼了，我借去玩一会，跟它好好叙叙旧，晚会结束还给你。”这种情形下，我无法拒绝，便由他二人携二胡而去，我和刘佳佳回了教室。
陆续有人悄悄离开没有吸引力的教室，渐渐人越走越多，离开的人里甚至包括我们这些有心无力的组织者们。有奖游戏环节设在晚会流程中后段，最终也没能完成“防止人员流失”的使命。高中最后的元旦晚会终究也还是没逃过它“散摊子”的命运，在毫无征兆下草草结束——其实是聚不起来的人心让它不得不结束。
夜里有点冷，不知何时已开始下起了细密的小雨。何斌和单凌云把影碟机收好，与艺婷一起护送机器回家。其他人各自散去，教室里满地果皮、瓜子壳，皱纹纸拉花已被扯坏，随意地坠在日光灯管下或拖在地上，一片狼藉。说是狂欢后的萧索吧，我们却未曾狂欢过，萧索却一分不少。
我去找老刘拿回二胡，用雨衣把带来的乐器都仔细裹好，又冒雨去车棚推车。这时，陶然撑伞追过来，一面帮我挡住雨，一面说：“我帮你把车推回去吧！”
伞下光线昏暗，我看不清他眸子里闪烁的神情，却已明了他的用意——他想送我回家。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默许地把车龙头交到他手中。回家的路上，迷蒙的雨丝环绕，在空间局促的伞下，我俩默默前行，许久未说话。我脑海里各种翻腾、纠结，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可说什么呢？我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一切、封存一切了么？！说任何话都只会让他难以平复的心再起波澜。
回家的路不远，却走了很久，就这样我们仍觉得时间太快、路程太短，真希望这是条永无尽头的路，我们能一直走下去。到家楼下，陶然一手推着车一手撑着伞，看着我，喉头滚动，不说话，也不离开。我们就这么站在雨里、伞下，什么都不说，直到同楼的人看见我跟我打招呼打断这静默，我才慌忙从陶然手里接过自行车龙头，转身往楼梯间里去。陶然叫住我，从怀里掏出一本书和厚厚的一封信递给我，然后转身离开。
那本书是莫泊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