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震川先生——归有光
作者:徐夏半生   史事讲将1三国明最新章节     
    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苏州府昆山县宣化里人,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及第后历官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等职,故被称为“归太仆”。一度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出生在苏州府昆山县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
    “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事宜,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明代科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举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归有光屡不中式时,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
    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着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着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