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
    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他们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
    “士”指的是，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即士族。
    而“绅”本意指的是，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后引申为束绅之人，泛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
    因为士绅崛起，全靠科举，
    而皇权又是科举制定者，拥有最终解释权，
    所以隋唐之后的士绅，从一开始就在地位上和汉朝以来的士族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士绅”，在传统豪强背景下连寒门都算不上，
    因为相比于实际掌控帝国且世代荣华富贵的世家大族，
    士绅首先没有财政权和军权，更没有世袭的资本，
    所以他们首先要努力，其次要高度依赖皇权。
    在当时的隋唐统治者看来，这样的庶族，是皇权能够彻底打垮士族的利剑，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特别是北宋立国后的宋太宗时期，大大扩充了科举录取规模，
    大量庶族子弟，得以鲤鱼跃龙门，进入北宋帝国的体制内，并最终形成了庞大的文官集团，并进一步巩固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
    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兵权并彻底终结士族时代开始，
    庶族，通过科举制度最终开创了庶族统治的时代，
    而因为此时的庶族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更无法获得世袭的特权。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奋斗成果，
    文官集团纷纷在政府机构外购置田园，
    因为此时的宋朝经济高度发达，税收主要倚靠工商手工业的帝国对农业依赖始终不强，
    因此对土地兼并的抑制相对较轻；
    加上因发达经济带来的官员高薪，
    于是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严重，
    文官集团尽管没有世袭官职的特权，却想方设法地恩荫子弟，造成了北宋冗官横行，相应的士绅阶层也空前扩大。
    在北宋这个士绅形成的时代，
    文官集团大量购买田产土地，并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力参与商业，
    这使得宋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于是就有了之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
    但问题是，无论范仲淹还是王安石本身都是士绅阶层，
    纵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也难以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
    结果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国策来回反复，
    北宋三冗负担更加沉重，最终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走向灭亡。
    而士绅的崛起，本质是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提升，
    而两宋作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注定为士绅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空间。
    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统治核心长期位于北方，特别是关中和华北平原地区。
    不过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生灵涂炭的北方经济遭遇了巨大的破坏，人口也在两晋、唐朝后期和北宋亡国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南迁。
    人口的南迁，除了导致北方豪强贵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不得不接受彻底沦落的命运，还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立国后，由于国土面积较之北宋更加迷你，
    于是帝国财政更加依赖于工商手工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江南”之地，成为南宋帝国经济重心后，这里也成为士绅阶层最重要的产生地，
    因为在古代，想要寒窗十年考取功名，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意味着士绅，从一开始就是阶级固化大背景下部分人的“专利”。
    在皇权制度下，所谓的“富贵”一般都是“先贵而后富”，
    这就意味着士绅家族，想要保持家族长盛不衰，就必须要族内子弟入仕，或者收养聪明男孩考取功名，亦或者将族内女儿嫁给其他宗族子嗣并与之结成互惠互利的联盟，
    如此方可将本家族地位至少保持八代，也就是至少两个世纪。
    而其中的佼佼者，即范仲淹家族则从11世纪到20世纪，前后保持了将近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