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5 月 19 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如轻柔的纱幔，悄然覆盖在淮上这片广袤的大地。市农业局那辆崭新的 2000 型桑塔纳轿车，在驾驶员邢全的熟练操控下，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门前。
    我站在门口，目光与常英交汇。她的眼神中满是关切与不舍，那目光仿佛两道炽热的火焰，要将我的模样深深地烙印在心底。
    微风轻轻拂过，吹起她的发丝，那温柔的模样让我的心微微一颤。
    “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到周五再回来，这几天就不回了。孩子你照顾好，有事我会联系你的。”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平常，可内心却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常英眉头微微蹙起，忧心忡忡地说道：“在外一个人，千万要多留意身体，酒尽量少喝，晚上记得早点睡。”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无尽的牵挂。
    我微笑着回应她：“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只要你在家把自己和两孩子照顾好一切也都好了。”
    言罢，我缓缓转身上车，向常英挥了挥手。车子启动，我透过后视镜，看到常英那略显孤单的身影在逐渐远去，心中莫名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壮，仿佛这一去便是生死别离。
    这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
    随着车子的行驶，我的思绪也渐渐飘远。回想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心中感慨万千。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步走到现在，我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我一直坚信，只要自己坚守原则，努力做好当下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此刻心中却隐隐有着一丝不安，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来到农业局，熟悉的工作节奏再次展开。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在桌子右角，厚厚一叠。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我埋首于工作之中，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中的异样感觉。可那种感觉却始终如鬼魅般缠着我，让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
    周三清晨，阳光柔和地洒在宿舍的窗台上，仿佛为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我吃过早饭，在宿舍整理衣物时，手不自觉地伸向了电话，想要给常英打个电话，可念头刚起，又犹豫了。想到她可能正在忙碌，我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
    我夹着包，迎着那灿烂却不刺眼的朝阳，大步朝着市政府大院走去。市农业局招待所离市政府大院大约 200 米，一路上，微风轻拂着我的脸庞，可我的心情却依旧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阳光洒在身上，却无法温暖我内心的寒冷。
    掏出手机，看着那张新卡，不知为何，我鬼使神差地换上了常用的老卡号。心里想着这样人家联系起来方便些。如果不换这个新卡，也许后面的事情会有所不同，但此刻再去想这些假设已经毫无意义。
    当我踏入办公室，市政府办督查组的人员已经等候多时。我们立即叫上驾驶员邢全出发。督查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然而，9 点半，一个电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打破了这份平静。这个电话是省纪委办案组的董敬高打来的。
    我匆匆跟督查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国土局办案点。
    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不好的猜测。我甚至想过给家属常英打个电话告知她情况，并关照一下，如果到午饭时还没接到我电话，就分别跟甄玉甄荣打电话，请他们找冒铃等人帮忙。可盲目自信的心理占据了上风，认为董敬高曾说过核对个材料就回来，没必要虚张声势，引起她的担忧。就这样，我放弃了最后一次寻求外援的机会。
    就在快到董敬高的办公地点时，突然电话铃响起，拿起一看是妹妹甄盛美的电话。我问她在哪里？她告诉我，她正和河口镇的高镇长一起来市里的途中。此行是专程来找我，为的是河口镇大棚蔬菜争取资金的事。想请我出面给县农业局招呼一下，予以重点倾斜。
    我让她们先到市农业局招待所等我。中午在农业局我安排午饭。在就餐时边吃边聊。讲话时高镇长就在边上，并插话欣然表示中午见面聊。就在这时，我仍自信满满，去一下核对个材料，中午笃定回来陪高镇长进餐酌酒聊事情。谁曾想，这个电话将是我作为党员干部或者说有政治生命、副处级干部身份时接听的最后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让驾驶员邢权给农业局招待所打个招呼，中午增加一桌七八人左右的午餐酒宴。我表示中午参加陪客。说着车子就到了办案点门前。我让驾驶员先回去，并说：“如需要接，我会打电话给你。”
    刚到办案点，董敬高那严肃而冷漠的表情便映入眼帘。他的眼神犀利，仿佛能看穿一切。他的话如同一盆冰冷刺骨的水，无情地浇在了我的心头：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有经济问题，找你来查对。从现在起，你赶紧向办案组交待自己的问题。
    他的面孔和形象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我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不是说核对材料吗？怎么变成让我交待问题了？”
    此刻，我的心跳急速加快，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神经高度紧张，且立感问题的严重性。
    可我仍强装镇定地说道：“我哪有经济问题，组织如果有确切的证据，直接指出来，是事实就依法处理。要是捏造陷害，我也希望组织澄清，还我清白。我真的没什么可交待的。”
    董处长眼神锐利，冷冷地说：“现在说出来不涉及泄密吗？还是你自己交待，态度好点，组织或许能从轻处理。”
    我心里暗想，他们专案组找人谈话总要有个高压态势，但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那就是我没有贪腐行为，是一个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好干部。虽然在某些事情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我已经向组织交代清楚，主动检讨，得到了组织的批评教育和谅解。想到此，我坚决地摇头，大声说道：“我没问题，不存在争取从轻处理这一说。”
    “没问题？那你送市里那个正在接受审查的领导儿子的钱是哪来的？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解释？”旁边一个办案人员语气强硬地质问，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质疑。
    我情绪激动，脸涨得通红，双手不自觉地握紧，辩解道：“上次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了，还做了笔录写了检查，董处长他们都认为我态度好，让我吸取教训，好好工作，并说此事到此为止。怎么现在又揪着不放？”
    又一个办案人员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说道：“上次你有些问题没交待，让你蒙混过关，现在又有群众反映，你还想抵赖？上次不承认，这次还想跑？休想！从现在起，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说明白，我们满意了你才能走。”
    我心里琢磨着，这是非得让我承认有问题才能放手啊！然而，我真的没有贪污受贿行为，总不能乱编胡诌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吧！我坐在那里，思绪如乱麻一般。
    我不断地回忆着自己的工作经历，试图找出任何可能被误解的地方。我始终认为自己一直坚守着原则底线，从未有过任何违法违纪之举。
    可为何会被举报呢？难道是有人蓄意陷害？我反复思量，想来定是与那三次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事情成为诱因而派生出错觉思维逻辑而引起了他们的重点“关照”。他们或许认为我是靠送礼找靠山、攀高枝才坐上副县长之位，继而逐步升迁，把我当成了那位市领导的亲信或附庸。所谓的举报，恐怕只是托词罢了。
    我再次悔恨当初为何会与那位市领导的儿子扯上关系。我依照激励机制，在河套与河湾两乡镇先后七年，因工作出色坐上县里年终兑现的主席台，符合当年市委市政府对乡镇主要干部的激励政策的兑现条件，才被明确为副县级党委书记。在此之前，我与他们皆互不相识。偏偏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这位市里领导之子。才引来如今此劫难。
    回想我从读书时高中部18岁入党27 年来，从未受过党组织一次批评，现在却要接受省纪委调查组的调查。这恰似一个原本正常健康的人，要么不得病，一得病便是大病。真乃祸从天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房间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我望着周围严肃的面孔，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我深知，此刻必须保持冷静，不能被情绪左右。我要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清白，等待组织的公正调查。
    窗外，阳光依旧灿烂夺目，可我的内心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我不知道这场风波何时才能过去，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但我明白，我不能放弃，我要为自己的清白而奋力抗争。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审查依旧在继续。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的心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沉重。每一次与办案人员的对话都像是一场艰难的战役，我的话语在这压抑的空间里显得那么无力。
    他们的质疑如利箭般不断射来，让我应接不暇。
    我开始回忆起自己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出任何可能被误解的地方。那些曾经充满成就感的项目，如今在脑海中却变成了一个个可能引发问题的隐患。我自问，我真的做错了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一方经济，为了推动地方的兴旺发达，为何如今却陷入这样的困境？
    思念家人的情绪也在心中不断蔓延。常英和孩子们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担忧和牵挂如同一根根丝线，紧紧地缠绕着我的心。我多么想回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我是清白的，让他们不要担心。可是，现在的我却被困在这个审查的牢笼里，无法自拔。
    审查的第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是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一种煎熬。我感觉自己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孤舟，随时都有被巨浪吞没的危险。
    然而，我心中的信念却从未动摇。我坚信自己的清白，相信组织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的内心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痛苦。每一个瞬间，我都在孤独和恐惧中度过。黑暗的房间里，只有我的思绪在不停地翻滚。
    我不断地问自己，这场磨难何时才能结束？我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但无论多么艰难，我都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我要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家人的期待，为了那些信任我的人，坚持下去。我知道，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要我不放弃，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