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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懂没关系，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偏生文人都是这个尿性。

    自以为读了两本圣贤书，就真的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了？笑话，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外行领导内行，不仅是宋朝这样，哪怕是后世，这样的现象都很严重。比如某球协，就是外行领导内行，也就中国那么奇葩。更奇葩的是，别国的体育协会都是行业协会，就中国的是行政机关，真的是有历史渊源啊！

    历史，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优势，但有些时候，却成了最大的劣势。

    比如外行领导内行，这就说历史的劣势了。可以说，如果宋朝做得到人尽其用，那么宋朝绝不止这个疆域。

    想想看，宋朝的人口是历代以来最多的，经济最繁荣的，单单这两项已经是核武器级别的震慑力了。偏生宋朝自废武功，搞个“崇文抑武”，硬生生把自己搞死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汉人太自信的缘故，认为外族不过尔尔，只要汉人一发力，就能搞掂了。真正的忧患是国内，一旦泥腿子揭竿而起，江山就没了。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都认为外部威胁只是一时的，内部威胁却可以让政权颠覆。

    殊不知，他们忘了有“五胡乱华”一事，胡人的野蛮，就是对文明的最大摧残。没有了强硬的武力做保障，一个国家怎么发展壮大，繁荣昌盛？

    这也是历史的劣势，因为中国自古有句话叫做“攘外必先安内”，是“尊王攘夷”继承而来的。话一旦说得绝对，就不是真理了，而是诡辩。真理，永远是一定范围内的真理，出了这个范畴，真理也是谬论。前人有大量的实践和证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策略有着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和操作性，这使得“攘外必先安内”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到了宋朝，这一理论继续升级，就成了“崇文抑武”。

    确实，在很多时候汉人都是领先的，把胡人打得叫爸爸。可是他们忘了辩证看待问题，那时候汉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汉人的科技碾压对面，文明碾压对面。想想看，当铁器遇到青铜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肯定是一边倒啊！

    但很可惜，宋朝现在的局势已经反过来了，如今是胡人拿着钢铁，对上宋朝的生铁，再结合机动性、勇猛作战的特点，汉人哪里还是胡人的对手！

    此一时彼一时的国际环境，宋朝统治者却还是用以前的目光看问题，不出大问题才怪！

    用老马的观点就是，宋朝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已经转变了，武人闹事不再是主要矛盾，和西夏、辽国、交趾等国的不断摩擦已经变成了主要矛盾。矛盾变了，方法还不跟着变，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张正书现在也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

    宋朝能到什么地步，变成什么样子，不是他能主导的。张正书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宋朝多一条选择的道路，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明知道是死路一条还硬着头皮往里冲。所以，张正书不管彭元量的讥讽，拿起鹅毛笔就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交给了彭元量。

    “彭内官，麻烦你交给官家了。看不看是官家的事，但如果因为这样而战败了，可勿谓我言之不预了……”

    张正书这话带着点威胁的意味，彭元量却嗤之以鼻。“这小子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还‘勿谓言之不预’。你真当自己是周郎再世，孙子复生吗！”彭元量也是有文化的太监，对于各种典故还是很熟悉的。

    没办法，作为赵煦的贴身大内高手兼秘书，肚子里没点墨水怎么行？

    正因为是有了墨水，彭元量才觉得张正书就是在吹牛皮。

    “呵呵……”

    彭元量冷笑两声，抄起张正书手中的信件，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得他走远了，张正书才往地上呸了一声，不屑地说道：“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死太监吗？爷爷我知道的事情，比你海了去，你丫的还敢呵呵？”

    在后世，“呵呵”这个词几乎是禁词了，正所谓聊天止于呵呵，更别说亲口说出来了。张正书不爽彭元量也是情有可原的，他是谁啊，穿越者啊，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想要搭救你们这些“土著”，你居然还敢“呵呵”？

    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叔可忍，婶婶也不可忍！

    “郎君，为何生这般大的火气？”

    也是见彭元量离开了，曾瑾菡才敢从房间里出来，她也怕这个脸色阴郁之人，觉得有股渗人的气势。“难不成，你和他……吵架了？”

    张正书摇了摇头，低声说道：“我哪里敢跟一个死太监吵架？”

    “太监？”

    曾瑾菡有点不明所以，要知道“太监”可不是一般的高官了，而且也不是特指宦官。比如将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等等，这些部门的头头，都可以叫做“太监”或者是“大监”。唯有辽国此时才把高级宦官叫做太监，宋朝并没有此例。

    “哦，他是宫中的人……”

    张正书又解释得不明不白的，曾瑾菡就更混乱了：“难道他是将作监的监正？”

    “什么？不是不是，他就是一宦官……好吧，我说错了，他是宦官，不是太监……”

    张正书郁闷了，死太监在后世是骂人的话，到了宋朝，居然还成了褒义了。他也是刚刚才醒悟过来的，感慨这岁月变迁，连褒义词都能变成贬义词。比如“无奸不商”，一开始是“无商不尖”，宋朝这时候买米以升斗作量器，“升斗小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商贾在量米时会以一把红木戒尺之类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以保证分量准足。钱货两讫之后，商贾还会加点米在米斗上，如是已抹平的米表面便会鼓成一撮“尖头”。量好米再加点添点，已成习俗，称为“添头”，所以才“无商不尖”之说。结果后世，就成了商贾奸滑狡诈的贬义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