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捧着太子增批的《礼记》，精神恍惚走到外边，抬头一看感觉太阳过于刺眼。
    孟昭见状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内则》，又没有强行增批《大传》。一点小事，无伤大雅。”
    胡安国缓了一口气，点头说：“确实。”
    两人又聊几句，各自回去办公。
    《礼记》是对先秦礼法的总结，进而引导确立后世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讲的是治国理念、学校教育、丧葬养老等等。
    《大传》讲的是宗法制度，这玩意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说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内则》讲家庭内部的礼仪规则，同时还包含饮食制度。但它讲得太细了，具体到个人行为准则，近现代批判的吃人礼教，很多都可以在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铭也对其颇不认可，非要增加批语不可。
    朱铭对于婚姻的增批，并非以男性视角搞双标，它有着具体的社会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让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底层贫苦家庭，因为儿子讨媳妇是要考虑经济成本的。它肯定发生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而女方的娘家也会有一定社会地位，朱铭的增批给女方娘家提供了火力。
    这样保护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难，也会碍于女方娘家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做得太过明目张胆。真被刁难得过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离，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离与休妻，还是有区别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却不让离婚。在巨大的家庭压力和道德压力下，丈夫还要坚持离婚并闹到官府的，要么是对妻子不忠、对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么就是夫妻俩确实矛盾重重过不下去。
    这种情况，朱铭让判案官员酌情判决离婚，而官员碍于传统道德，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判离的。
    两处增批，都是在给弱势方增加砝码，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国朝礼记正义》这本书，胡安国只是担任总编而已，属于翰林院内好几个学派的妥协产物。
    胡安国拿回翰林院，让诸派学者慢慢观看。
    众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数愤怒或欢喜的，也不敢当众表露出来。
    唉，还是慢慢编《春秋传》吧，胡安国悄无声息回到办公室。
    历史上那本《春秋传》，是胡安国受靖康刺激而编成的。他身为“秦党党魁”，当时搞得里外不是人，在秦桧正式主持议和时，胡安国其实已经辞官隐居了，并在隐居期间把这本书给写出来。
    通篇总结就四个字：尊王攘夷！
    大一统是尊王，当时兵头子遍地，农民起义频发，胡安国说大家要听皇帝的话。
    大复仇是攘夷，反对议和，号召报仇。
    而且，胡安国把很多《公羊传》都没注解为复仇的句子，强行理解为是在宣扬复仇。
    整体的复仇观点，说白了就是宣扬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义务；
    第二，不能跟仇国恢复邦交，更不能议和；
    第三，与仇国作战，虽败犹荣；
    第四，反对九世复仇，因为这一代不复仇，下一代多半会忘了仇恨，就算没忘也缺少切肤之痛。这一代如果不能复仇，下一代还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孙拖入无休无止的复仇深渊。
    现在的胡安国，更侧重于阐述大一统。
    赵佶、赵桓曾经是他的君父，但朱铭并未弑君，这两位前朝皇帝还活着呢，所以胡安国用不着给君父复仇。
    胡安国甚至主动为朱铭造反找理由，譬如“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批评赵桓、赵佶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国”。
    又说大明为新朝正硕，国内割据势力应该放弃抵抗，包括宋徽宗、钟相都该归顺朝廷完成大一统。又言燕云、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为华夏故土，必须完成国土统一，同时这也是在对蛮夷展开复仇。
    胡安国坐在办公桌前，闭目回忆今日的对话，再联想到皇帝、太子的种种政令。
    猛地，胡安国仿佛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
    《春秋》除了宣扬尊王攘夷，搞大一统、大复仇之外，还可以是改革制度之书。
    董仲舒当年使用《春秋》时，就阴戳戳赋予其改革意义。后世康有为搞维新变法，便顺着董仲舒的思路，宣称“《春秋》专为改制而作”。
    胡安国脸上露出微笑，提笔写道：“《春秋》微言大义。大义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国在学术上愿意变成太子的形状。
    这厮写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见太子。
    朱铭看完顿时展露笑容，点头赞许：“胡先生不愧是当世大儒！”
    在胡安国的文章里，朱国祥、朱铭的改制创新，跟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变法，变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国祥、朱铭属于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统”是圣贤之言，新王创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圣人教诲。 因为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点，所以它们才会亡国。
    同时它们又各有优点，所以它们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统的意义在于，采纳前面几个朝代的优点，摒弃那些朝代的缺点，根据现有的情况进行统合，从而创立最适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么改变制度，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错了还可以再改回来。
    大明版的胡安国《春秋传》，正式确立其思想基调，即：通三统（改革制度）、大一统（皇帝集权）、大复仇（领土扩张）。
    胡安国说：“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语启发，臣于《春秋》又有领悟，因此才写出这篇拙文。”
    朱铭画大饼道：“等先生写成《春秋传》，我定向陛下举荐先生为观文殿大学士。”
    “不敢有此殊荣，臣实惶恐。”胡安国面带微笑，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北宋皇宫里的大殿，名字暂时都没有改。
    观文殿大学士属于加官，荣誉称号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给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处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获授观文殿大学士头衔。
    此大明非彼大明，一来就给阁臣定下官职品级，不用依靠大学士的名头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阁大学士，跟阁臣宰相有所联系，但两者并未进行绑定。
    朱铭反复阅读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币来！”
    彩币，其原意并非钱币，是皇帝赏赐大臣的财帛统称，它可以是刀剑、骏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变成钱币。
    胡安国捧着刚领到的彩币，忍不住仔细打量起来。
    五枚金币，五枚银币，并非传统的外圆内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圆形钱币。正面为日月图案，背面印着“壹两”字样，侧面还有锯齿防止故意磨损。
    朱铭笑着说：“这是新朝的金银币，分为御赐和民用两种。御赐彩币，日月图案有略微不同。一个金银币为法定一两，里面掺了些杂质，免得金银过软易变形。”
    胡安国问道：“今后民间也用吗？”
    朱铭点头道：“铜钱过于沉重，金银又使用不便，于是铸造这种金银币，用来方便民间大额交易。”
    铸造金银币的铸钱监，目前只设立了两所，一在汉中，二在洛阳。
    等山东彻底稳定之后，山东也会设一所，因为那里盛产金银。
    说是铸币，其实是用水力锻压的。
    一枚金银币，金银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钱币变形，也能靠铸币来赚钱。
    朱铭说道：“旧宋铸造的金银铜钱，依旧可以使用，但不会再行铸造。官府收到的旧钱，会逐步熔了另铸新钱。”
    胡安国连忙说：“统一货币，此亦新王通三统也。”
    宋徽宗时期搞出许多大额铜钱、夹锡铜钱，大明新朝是不予认可的。
    别说大明朝廷，就连旧宋朝廷自己都不认。明明是朝廷铸造的钱币，收税时官府却不要，因为那玩意儿的实际币值太低了。
    不过从北宋中期开始，由于货币需求量剧增，而铜产量又严重不足，导致全国都在闹钱荒。
    大明新朝也铜储量不足，所以在收税的时候，允许百姓用大额铜钱折价交税。收上来的老式铜钱，逐步进行熔炼重铸，可以回收许多铸币原料。
    具体怎么折价，按当地实际币值计算，这种做法可操作空间极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但从长远来看，短时间的损失可以接受。
    当然，夹锡钱、夹铅钱坚决不收！
    胡安国拿着金银币，面带春风回到翰林院，他是第一个获赐新式彩币的人。
    只赏赐五两金币、五两银币，这并非朱铭太抠门，反而是古代赏赐的常态。动辄赏赐金银千两，那才属于反常呢。
    胡安国离开之后，朱铭再次阅读此文。
    他极为喜欢这篇文章，虽然扭曲了《春秋》原义，但经典不就是用来扭曲的吗？
    汉武帝当年重用董仲舒，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自己北击草原提供理论依据。
    当时用“大复仇”来对外战争，实际上非常牵强，因此还加上一句“天下为一，春秋之义，王者无外”。
    王者无外，就是汉武帝时期，对《春秋》大一统、大复仇的新定义。
    在这种思想的加持下，估计今后的大明使节，会跑去国外故意挑事儿，为大明扩张提供“大复仇”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