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兄弟一番创见，把如何解决蜀地因徭役钱粮折抵之法、所可能产生的“钱荒”问题，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三方面的努力都考虑到了，可谓是既有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又确保了想问题的全面性和谨慎性——前瞻性，主要是诸葛瑾提供的，而全面性和谨慎，显然是诸葛亮贡献更多。
    他俩合谋推敲过的东西，同时代还有几人能反驳
    刘备、庞统、鲁肃，反复揣摩，最后还是没想到漏洞，唯有叹服。
    “子瑜和孔明合力谋划之事，果然是精妙细致。此法确实可以尽快试试，就在梓潼、江州择地先试行好了。”刘备也是最终定了调子，拍板这事儿可以先试点起来。
    今日之宴，本来就是定调子的，至于后续怎么落实，还有待细化。刘备也不可能亲自来处理这些细节。
    把大方向定了之后，未来两年吏治、财税要怎么搞，基本上也就有眉目了。
    众人又欢饮数轮，便自然而然切入了下一个话题。
    刚才诸葛瑾开场盘点的时候，除了吏治、财税，还提到了未来几年的军备、工业和技术建设，以及最后的外交和军事投机等议题。
    军备和工业、技术，不适合在酒桌上谈。而且这事儿，只能依赖诸葛兄弟，其他哪怕刘备、鲁肃都是完全不懂的拿出来谈了也没用，还不如等诸葛兄弟有所成就后，再直接汇报。
    所以一番梳理后，话题自然而然就引到了外交和军事投机上。
    说白了，就是关于“未来两年，要以何种态度面对刘表和刘璋，能不能在和平休战的时候，进一步强化对他们的控制，如何强化”。
    刘备和诸葛亮、庞统过去两年都在益州，对外界的八卦细闻不太了解。所以聊起这事儿之后，还是此前一直沉默喝酒旁听的关羽，突然开口提供了一些信息：
    “大哥，说起刘荆州的事儿，我倒是风闻了一些细作探报，就是最近从襄阳那边传回来的。说是刘荆州似乎抱恙在身，乃是背疽。”
    关羽消息这么灵通，倒不是他比在场其他人更有谋略，只是他此前一直负责荆、扬二州防务，近水楼台先得月，关心得比较勤快。
    哪怕鲁肃，此前也是在徐州，帮衬着诸葛瑾负责中线防务，对荆州这边的情况，也不如关羽了解。
    刘备等人原本只是闲聊找突破口，突然听关羽抛出这么一个大瓜，自然也是颇为惊讶，心中喜忧参半。
    刘备下意识脱口而出惊呼：“背疽怎么又是背疽当年季玉贤弟的先考……君朗公，不就是因为背疽……”
    刘备提到“君朗公”三个字的时候，还是思索犹豫了一下的。一方面是因为确实不太熟，另一方面，刘焉当年算是天下州牧中，率先“封关绝道”、阻断朝廷天使，当土皇帝的。
    当年刘表还为了这事儿，上表向朝廷抨击刘焉谋逆不臣，在刘焉死的那年，刘表还派兵逆长江三峡而上、试图打过一次刚接班的刘璋。只是当时甘宁还是刘璋的手下，在巴郡把刘表军击退了。但后来甘宁转眼又背叛了刘璋，跟刘璋打了一场后跑了。
    这里面的烂账一时也算不清。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说，官方的评价一般是“刘焉晚年确有不臣之举的嫌疑，但接班的刘璋就安分了”。
    刘备如今跟刘表关系交好，所以刘备阵营的宣传口径，也是跟随当年朝廷和刘表的口径：刘焉是有问题的，刘璋是稍稍改过自新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焉当年因为背疽而亡，没想到刘表现在也被诊断出了背疽病。
    （注：刘表也死于背疽病，这一点《三国志》没有明确记载，三国志里刘表的传只说他病死了。但是范晔的《后汉书》里有写刘表背疽而亡，采信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可能古人倾向于认为那种“重病期间被坏消息气死吓死”的，多是背疽。刘焉、刘表、曹休都是原本有病，然后遇到一个噩耗，忧惧/羞愤而亡。）
    在汉朝的时候，背疽有多严重，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基本上得了这病，也就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治肯定是治不好的。
    按照堂上众人的朴素认知，这种病什么时候走，关键还是看情绪。什么时候受气，什么时候担惊受怕，压力累积到位了，也就嘎了。
    范增被项羽信任的时候，背疽也能拖拖，中了反间计被气到，也就只能再拖个把月。
    想明白这些道理，刘备还在感慨，景升兄怎么会遇到这种不幸。
    一旁冷静的诸葛亮，则是默然轻叹，中肯地点评：“主公也不必想太多了，景升公毕竟六十有七，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抱恙也是常有的。”
    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毕竟跟刘表和蔡瑁家族有亲戚关系，刘表算是黄月英的姨父，诸葛亮在这种问题上，自然不好多嘴。他也开不了口直接利用刘表的病牟利。
    不过诸葛亮避嫌，自然会有其他人补上献策的生态位。
    庞统听说刘表的病情后，早已急不可耐。见诸葛亮不献策，他连忙抓住机会：“主公！若是刘景升病重，我们就该提醒刘琦公子，赶紧从上庸回襄阳，以便主持大局。
    只要我们保扶刘琦公子接位，将来荆北全境唾手可得！”
    刘备听后，稍稍有些不忍，看看诸葛亮，知道他为了妻子的亲戚关系尴尬，刘备便没有问他，反而点名问了诸葛瑾：“子瑜以为如何”
    诸葛瑾摸着胡子，慎重地点出关键：“却不知景升公的病情，还能拖延多久。背疽若是没有受到威胁、激怒，拖上几年也是有可能的。
    让刘琦公子尽快回襄阳，就近慢慢接管实权，固然是最好的。而且前年刘琦公子带着黄忠、霍峻平定上庸，稳妥镇守直至夏侯渊覆灭，也算是为荆州军建立了难得的军功。
    有了这份功勋，景升公立刘琦公子接权的可能性，也算是大大增加了。
    但怕只怕，刘琦公子贸然带着黄老将军和上庸驻军一并回襄阳、长期驻扎，会不会起到反效果，有损其仁孝之名。如果不带大军回去，又恐蔡瑁张允近在肘腋、控制了襄阳原有驻军，万一寻个时机对公子不利……
    总之，这事儿还是要看刘琦公子自己的决心，他肯做到哪一步，有多大的魄力，能承担多少骂名。但凡这些都做不到，那还是要徐徐图之。如果非要由我军出面施压，也需提防荆北的亲曹派狗急跳墙。”
    诸葛瑾说这番话时，也是充分考虑了他对历史的先知。
    他知道历史上刘表要明年才死呢，这个《三国志》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调兵南征，结果大军走到半路上，八月份刘表就忧惧病重而亡，九月份曹军才抵达襄阳。
    虽然不知道蝴蝶效应会如何影响刘表的寿命，但诸葛瑾凭借常理揣度，总觉得刘表这一世受到的威胁，应该没有历史同期那么强，曹操今年和明年估计都要休养生息，不会主动重挑战争。刘表的心理压力可能也就没那么大。
    一个背疽病人，心理压力越小，就应该死得越晚。
    而诸葛瑾又深知刘琦为人，历史上刘琦在刘表病重时回襄阳，结果被蔡瑁以“擅离职守回来探病、会导致刘表愤怒”为由阻拦，不得探病，他就大哭一场没见到刘表又走了——这也不是演义里黑刘琦，而是正史上的记载，确实发生过的。
    这些事情，如今都还没发生，所以诸葛亮、庞统都只是笼统地觉得刘琦懦弱，但未必能料到刘琦究竟有懦弱到何种程度。
    只有诸葛瑾，他对刘琦的性格理解，已经有充分的史料佐证，他很担心刘琦回襄阳常年久住、刘表又一时不得死的话，刘琦可能会被蔡瑁给找机会害了。
    除非能让刘琦把黄忠、霍峻这些嫡系部队也都带在身边，一起驻扎到襄阳，让刘琦的嫡系武力碾压蔡瑁，那样的话诸葛瑾也能支持。否则孤身回去就是冒险。
    刘备毕竟是以知人之明着称，被诸葛瑾这么一分析，他结合这些年来，对大侄儿的了解，发现似乎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刘备便不由沉吟：“子瑜所想，确实稳妥持重。要让琦儿回襄阳，要么是景升兄确实重病危殆，那我军自当出力帮他回襄阳。
    要么是他能带着嫡系兵将不离左右，有决心控制襄阳兵权。
    最次的情况，也该是他能下定决心、背负骂名，违背父亲意愿偷袭斩杀蔡瑁。
    若是这几点都做不到，就让琦儿常住襄阳，那不是帮他而是害了他，时机上还该再等等。”
    刘备都这么说了，庞统不由得很是不甘心，便又提出了一些如此决策可能导致的风险：
    “主公素来以大义美名为先，不愿让刘琦公子担负背着父亲杀舅之罪，这也可以理解。但蔡瑁这种禽兽，哪里算得上刘琦公子的舅父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觉得景升公寿数还能拖延，要真等到景升公病得不行时、再让公子回襄阳。那万一蔡瑁到时候也发现情况不对，狗急跳墙，加速景升公的亡故、让公子来不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再假传遗命呢
    蔡瑁和蔡氏姐弟，毕竟在景升公之侧，近侍亲近之人，要让一个年近古稀缠绵病榻之人，早死数月晚死数月，都是不难做到的……《韩非子.备内》举了多少妃嫔亲近之人阴弑其主的典故。真到了那一天，襄阳大权，岂不是会被蔡瑁矫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