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政治界独步天下依靠的是他的权谋。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军事就是王莽的短处。王莽力求得到民心，全因害怕失去民心。在王莽的思想意识里，从未出现过战争的干扰。崇尚周公的治理，又身在和平的年代，王莽根本不知道战争为何物。
    义军刚刚造反时，王莽的反应很像秦二世，他认为天下安康，百姓不会造反。直到义军如山崩般震动长安城，朝臣纷纷上书，王莽才觉悟。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到底发生了。自认为深得民心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众人唾骂诛杀的对象，王莽很迷茫。
    静静地等待时间流逝的王政君，期待着历史给出的最后答案。她再也没有力量去干涉整个事件的发展，不过作为同样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人，她渴望知道最后的结果。对于已经伤心过度的王政君而言，结果只是一个事件，不掺杂任何人类情感的历史事件。
    义军势大，王莽手上没有勇当万夫的将军，因此他连封七个将军。就战争而言，王莽深信人多力量大，他认为七人足以挫败义军。王莽的政治理想是赢得民心，受民景仰。他很爱惜民心，人多力量大的想法来自王莽的民心观念。这次，王莽将政治观念嫁接到军事战略上，却不将政治权谋用到军事上。这点看来，王莽很是失败。作为一个爱惜民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一步步地践踏民心。
    因为义军都是关东人，为防止军队倒戈，王莽禁止关东人担任将领。七位将军领军迎击义军后，王莽又任命三位将领，命他们分别驻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县。这三个关口是保卫长安的三道防线，函谷关离长安最近，宛县距长安最远。刘崇势单力薄，他率领的第一波义军就是败在宛县。
    失去民心后的王莽，面对着百姓的内外夹攻。迎战义军的部队刚出发，京畿地区立刻发生内乱。懂得利用时机的人都会想，王莽派遣大军出战在外，长安兵微将寡，如果及时起义，王莽一定守不住皇宫。赵朋和霍鸿正是因为懂得看破这一点，才顺势起义想借机发财的。这倒不能怪他们，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曾利用天下大乱，顺势起兵。顺势起兵的人越来越多，义军的队伍也逐渐壮大。
    朝廷大军作战在外，赵、霍义军遇到的阻力很小。很快他们二人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般，接连攻下二十三个县，翟义所领导的义军势大，但只是手足之患；赵、霍义军势小，却是心腹之患。一旦义军攻入长安城，王莽只能面对失败的惨状。
    心腹患大，真是火烧眉毛。急得王莽连忙派卫尉和大鸿胪领兵出城，命他们死力攻击赵朋义军；又命骑都尉和城门校尉严守长安城，不让闲杂人随意进出。王莽视皇宫为老家，派人严密巡逻。
    王宇的老师吴章分析有理，王莽还是敬天畏神的。就在义军内外夹攻之时，王莽抱着年仅三岁的皇太子刘婴，气急败坏地前往刘家祖庙。他指天为誓，极力证明自己并不想当皇帝。王莽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刘氏祖业，绝无二心。为了安抚百姓激愤的情绪，王莽传书四方诸侯，告诉他们刘婴很安全，王莽没伤他一根毫发。
    上天再次站在了王莽一边。就在王莽即将败亡的关键时刻，王莽军大败翟义军于陈留郡。翟义十万大军，竟然不堪一击，只能说是天意。义军失败，翟义即刻被捕，最后被五马分尸了。想当皇帝的刘信则趁乱逃亡，不知所踪。为了大汉基业满腔赤诚的翟氏父子，先后为国牺牲，实在是可敬！
    最大的义军被剿灭后，赵朋这等专门依靠投机存活的小角色更是不堪一击。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转危为安的王莽此时更是锐气当头，他派出几支大军，将赵朋义军活活挤死。主要势力被消灭后，王莽花费两个多月，彻底铲除义军。
    义军四起，确实非常惊险。平定下来后，王莽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为了后福，王莽决定大干一场。王莽愈发相信他才是顺应天命应该当皇帝的人。
    王政君看着义军兴起和衰落，着实百感交集。正当王政君感慨之际，王莽呈上一封奏疏，说剿灭义军后，四处出现祥瑞；祥瑞接连出现，是天意使然；王莽功比周公，他不再用摄政年号，而是直接掌握政权。王莽表示，待刘婴长到二十岁，他就交出政权。王莽说等刘婴长到二十岁，但刘婴哪天死，只有鬼才知道。
    王莽摄政期间，天下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祥瑞。不能时光穿梭，很难判断是灾难多，还是祥瑞多。但是，义军四起，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不小；即使有祥瑞也早就被踏平。无论灾难和祥瑞，受尽苦头的总归是忠厚老实的百姓。
    公元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前往刘氏太庙祭祀，接受加冕典礼；接着，王莽颁布诏书，说祥瑞接连出现，预示他将登基称帝，甚至就连汉高祖刘邦也同意他即位。王莽此言甚是荒谬，他的这些奇谈怪论和耿育当年的论调真是半斤对上八两。
    公元8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登基称帝，建立新王朝。
    王莽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他获得皇权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然而，独掌大权只手遮天的王莽，很有自说自话的嫌疑。纵使百姓有眼，也有口难言。王莽为了争取民心，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决定抢夺王政君手中的玉玺。
    刘欣死后，为防止董贤擅权，王政君在第一时间将玉玺抢到手。自抢到玉玺起，玉玺从没离开王政君。王莽登基称帝，只有玉玺在手能证明他是被禅让的。简单来说，如果王莽没有玉玺，他就是篡位，就是盗国贼。为了皇权，王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差最后一步了，无论如何，他都要走到。
    自王莽掌权，王舜就是连接王莽和王政君的桥梁。为了少伤感情，王莽又派王舜去向王政君要玉玺。这不是王舜第一次逼迫王政君，对付王政君，王舜已经总结出经验了，即用很好听但很有威慑力的话晓谕。王政君也不是第一次遭遇王舜，一见到王舜，王政君就发生条件反射：第一时间拒绝，第二时间沉默，第三时间顺从。
    王舜拿走玉玺，王莽爬到权力的顶峰！
    王莽自编自导了一场应天意、顺民心的大戏。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前无古例，后无来者。在历史的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可是，王莽自始至终站在聚光灯下。陪着王莽做戏的官员，生动形象地演绎了食人者、牧人者、治人者。也许有人憎恨他们无能，阻挡了历史前进的车轮。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清他们背后的大汉百姓。看不到他们光鲜靓丽的衣衫之后，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们所过着的凄惨生活。
    称帝后的王莽，下定决心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皇帝改革是改良，不是革命。
    改良就要从上层建筑着手，慢慢发展，最后改变下层经济制度。王莽改良，先改政治，第一刀砍向政府机构。
    举一个例子，王莽改大司农为羲和。大司农管理农业，相当于农业部长，王莽改名字为羲和，管理内容不变。“羲和”二字来源于周朝，因为王莽想回到周朝。一般而论，如果只改名字，不变内容，属于假改革，成不了大事，也坏不了事。然而，王莽复古心切，一改再改，百姓就受不了了。再举大司农为例，王莽将它改为羲和，百姓还没适应，他又改为共工。别说百姓不能适应，朝臣都被王莽给转晕了。
    政府政策讲求前后一致，互相协调，否则无法施行。王莽朝令夕改，使得百姓根本记不住各部门的名称。再以地名为例，王莽将一个地名接连更改几次。如此一来，如果大汉百姓写信，不特别注明地址，信根本无法送达。王莽改革的出发意愿很好，但是却用错了手段，结果王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一刀刚砍下去，肉还没切下来。王莽的第二刀就伸向了土地。古代中国是重农抑商，土地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如果土地政策大乱，天下必然大乱。王莽为了能够恢复周朝制度，决心效仿周朝推行井田制。井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国家分配土地。然而，历史行至大汉时代，土地已经开始私有化，政府允许民间买卖土地。土地私有使得汉代出现了很多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王莽新政要收回土地，那些因掌握土地变得富有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自然不满。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的势力不大，但也不容小觑。毕竟他们是一方的霸主，如果这些人联合造反，王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乱作一团。
    王莽收回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给百姓，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然而，王莽又新颁布一条法令，禁止人口买卖。必须承认，政府禁止人口买卖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是一条好的法令。
    然而，尊严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为了尊严，就只能饿死。中国是小民社会，平常百姓没有经济积累，通常是今年吃去年的粮。如果遇上荒年，百姓就要遭受饥荒。每逢荒年，为了避免饿死，百姓只能选择卖身为奴。如今，王莽禁止买卖人口，也就意味着遇到荒年，百姓不能卖出自己，除了打劫和造反，只有等死。禁止买卖人口很好，但前提条件是国家能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
    历史上，王莽改革中最出名的要数货币改革。王莽废除汉朝的五铢钱，以新换旧，以小换大，很简单。然而，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王莽，面对复杂问题束手无策。王莽准许通用的新货币，有六种，分别是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
    可以想象，大汉百姓去买一头牛，有可能背上一袋钱。如果买卖双方所带的货币恰好相异，市场上的人将不是买卖东西，而是彼此交换货币。学经济的人都了解货币只是一种通用于市场的符号。市场交易本身要求货币具有通用性，王莽制定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丧失了本身的通用性，这样一来相当于将百姓带回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阶段。
    可以这样说，在极大程度上扰乱了平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作息，同时对于西汉商人阶级的利益触动是最大的。市场交易中最为重要的货币丧失了本身的通用性，这怎可使得？资产阶级最需要的就是他们手中大量货币的流通运作。
    王莽效仿商朝的体制，对于经济方面进行中央控制。他在长安、洛阳等重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和钱府官，五均司市统一物资调度，稳定市场物价。如果百姓缺少资金，钱府官负责借钱给百姓。
    朝廷充当银行，贷款公司角色，借钱给百姓。新的朝廷这样干，那庞大的地主，贵族阶级群体可不答应的，本来就是我放贷，你抢我生意，断我财路呀！
    总之，王莽的改革并不是在周朝的基础上稍作创新，其根本目的不是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是实现他自己心中完美的理想社会。
    也正是他的一系列相关操作，让后世的人猜想，他可能是个穿越者。
    但无论如何，他终归是个失败者！
    那他是败给了谁？他是败给了西汉的地主阶级？西汉的贵族阶级？
    他是败给了西汉的整个社会群体！
    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他没有启动土地国有制这一项政策，没有设立五均司市和钱府官触动了庞大的地主阶级群体和贵族阶级群体的根本利益，让他们面临丧失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危机，从而连番发动叛乱。如果没有地主阶级鼓动农民群众而发动的混合大范围起义叛乱的话，那大新王朝存活的概率终归比真实历史上要大。
    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开端，都是与相应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深入合作才促成的，利益与利益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