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与早年经历
    高士奇（1645年—1703年），字澹人，号江村、竹窗、瓶庐、藏用老人，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属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匡堰镇高家村）。他的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因“靖康之变”，即公元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灭亡，其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汴京南迁至浙江慈溪定居。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高士奇从小就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
    高士奇自幼便展现出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和天赋，他勤奋好学，尤其擅长书法艺术。在那个时代，书法不仅是文化和艺术的体现，也是一个人身份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高士奇的书法造诣极高，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也就是清朝顺治皇帝在位期间，高士奇入籍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成为杭州府的一名学生员。这一时期的杭州，作为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汇聚了大量的学者和文人，拥有浓厚的文化氛围。高士奇在这里继续深造，不仅书法技艺愈发精湛，还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高士奇逐渐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才华和品行也开始受到关注。
    在这个阶段，高士奇的生活和学业都得到了显着提升。杭州的文化环境给予了他更多的机会去结交当时的文化名人，这也为他后来进入朝廷服务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二、入仕与崛起
    高士奇的职业生涯始于顺治年间，但真正意义上的腾飞则是在康熙年间。得益于大学士明珠的推荐，高士奇得以进入内廷供奉，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学士明珠在当时是朝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能得到他的推荐，意味着高士奇将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并获得更高的平台。
    康熙十年（1671年），高士奇的书法技艺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这一年，康熙帝注意到了高士奇的书法，对其技艺大加赞赏。凭借这一特长，高士奇以国子监监生的身份被供奉于翰林院。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一，而翰林院则是朝廷中负责编纂史书、起草诏书等重要任务的机构，能够在此任职是对个人才华的极大认可。
    进入翰林院后，高士奇很快就展现了他在文学和书法方面的才能。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就被补任为詹事府录事。詹事府是清代负责太子事务的一个机构，能够在这里任职说明高士奇已经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不久之后，他又晋升为内阁撰文中书舍人。这一职位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职责是起草诏书和公文，这意味着高士奇开始参与到了国家政策的实际制定过程中。
    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高士奇的才华和能力也日益得到认可。康熙帝对他更是青睐有加，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高士奇又被特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不仅需要有深厚的学识，还需要具备出色的口才，以便在皇帝面前讲授经史。这一职位的任命表明高士奇已经成为康熙帝身边的近臣，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之大大增强。
    三、深得圣心
    高士奇不仅以书法技艺得到康熙帝的赏识，更以其博学多才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康熙帝对高士奇的信任和器重，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书法之外，高士奇还精通诗词歌赋，他的文学才华和广博的知识深深吸引了康熙帝。这种深厚的学问不仅让高士奇在文坛上名声大噪，也为他在宫廷中赢得了特殊的地位。
    康熙帝对高士奇的信任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他多次带高士奇随行出游，无论是南巡还是北狩，高士奇总是陪伴在侧。在这些出行的过程中，高士奇不仅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还经常向康熙帝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帮助皇帝更好地了解民情和地方治理情况。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让高士奇成为康熙帝身边不可或缺的文化顾问。
    康熙帝还常常向高士奇请教诗文之事，这表明他对高士奇的学问和见识有着高度的信赖。高士奇不仅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指导，还能就各种学术问题给出独到的见解，这对于爱好文艺的康熙帝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支持。
    由于康熙帝的赏识和信任，高士奇在官场上也取得了快速的升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被任命为日讲官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和重要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务。次年，他又被晋升为右春坊右庶子，负责教导皇太子。不久后，他又转任左春坊左庶子，进一步提升了在宫廷中的地位。接着，他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负责向皇帝讲授经史的重要人物。最终，在这一系列的升迁中，高士奇成为了詹事府少詹事，并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
    四、起伏与退隐
    尽管高士奇在朝中颇受重视，但官场上的风云变幻终究让他难以避免遭遇挫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高士奇因为某些原因被解职归里，回到了家乡。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高士奇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虽然具体的原因没有详细记载，但从当时的官场文化来看，可能涉及政治斗争或是某些不为人知的宫廷内斗。
    不过，高士奇的命运并没有就此终结。康熙帝对于高士奇的才华依然十分赏识，因此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位才华横溢的大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高士奇再次受到皇帝的召唤，回到了京城。这次复出显示了康熙帝对高士奇的信任和重视，并给了他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回到京城后的高士奇继续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为康熙帝提供文化咨询，同时也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然而，经历了官场的起伏之后，高士奇的心态似乎发生了变化。仅仅三年之后，他就主动请求辞官 归 养 ，选择远离了权力中心。
    高士奇的这一决定可能源于对官场复杂环境的厌倦，也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或其他个人原因。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的这一举动体现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深刻反思。选择归隐，对于高士奇而言，也许是一种回归自我、追求内心平静的方式。
    五、学术成就
    高士奇的一生不仅在政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也同样卓越。他一生勤于着述，有多部作品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和《四库存目》之中。其中，《左传纪事本末》共53卷，是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此外，他还编写了《江村销夏录》、《清吟堂集》以及《江村先生全集》等多种着作，这些作品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那些记录了他随同康熙帝出行的作品，例如《金鳌退食笔记》、《松亭行记》、《扈从东巡日录》、《扈从西行日录》等，更是为后世研究康熙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六、历史评价
    康熙帝曾经这样评价高士奇：“士奇无战功，而朕待之厚，以其使朕学问增大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高士奇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康熙帝的影响。即使在他去世后，康熙帝还赐予他“文恪”的谥号，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品德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其学术成就的认可。
    结语
    高士奇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他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成长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文化顾问，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更是因为他能够把握时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的故事启示我们，在任何时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个人魅力都是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