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出身
    于成龙出生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元顺帝时期，当时为了躲避战乱，他的先祖迁移到了石州（今天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的白霜里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于成龙的高祖父于素这一代，大约是在明朝初期，他们又将家迁往了石州北乡，距离石州城约30公里的一个名为来堡的小村庄。这里环境幽静，远离尘嚣，非常适合居住和耕作。
    于成龙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时（公元1617年9月26日凌晨），是于时煌和他的原配夫人田氏的次子。不幸的是，在于成龙出生不久之后，田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于刚出生不久的于成龙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但对于时煌来说更是巨大的悲痛。为了照顾这个大家庭，于时煌不久后续弦，迎娶了李氏作为继室。
    尽管是继母，李氏对待于成龙如同己出，非常慈爱。于成龙与继母的关系十分融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本人的孝顺和李氏的宽容与理解。在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于成龙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举失意
    于成龙的科举之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在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值壮年的他满怀希望地参加了家乡太原的乡试。然而，当时的考官却公然徇私舞弊，这让于成龙深感愤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时弊的不满，直言不讳。尽管他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因为考官的偏见而未能进入正榜，只勉强考取了一个副榜贡生的位置。面对这样的结果，于成龙虽然心中不悦，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以父亲年老需要照料为由，暂时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来堡村。
    清朝建立后，于成龙依然没有放弃科举之路。顺治四年（1647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他前往太原的崇善寺，在那里开办的学校学习了四年，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然而，在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中，于成龙再次落榜。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连续的挫败让他的科举之路显得格外艰难。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兄长于化龙病逝，而他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于廷元也在同年出生。随着兄长的离世，全家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此时，他的父亲于时煌已经年老多病，需要人照顾；继母李氏虽然身体尚可，但也步入暮年。此外，家中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全家的开支变得非常大，家境也因此变得更加拮据。为了支撑家庭，于成龙不得不整日忙于家务，无法专心备考。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病故，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于成龙依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国子监学习。在国子监，于成龙努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结业后准备踏上仕途。
    三、初入仕途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五岁的于成龙进京备选，被授予广西罗城县令一职。罗城地处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区域，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万山峻岭，沟谷纵横，虎狼肆虐，瘴气弥漫，被视为北人眼中的绝境。加上瑶、僮等民族杂居，语言不通，争端频发，管理起来异常困难。于成龙接任时，罗城刚刚被纳入清朝版图不到两年，历经战乱，满目疮痍，前任两位知县一位去世，另一位则逃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于成龙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担忧，但他却坚定地说：“这是君命，岂能因险而辞！”在临行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此次赴任，绝不为温饱而虑，唯信‘天理良心’四字。”
    带着这样的信念，于成龙辞别家人，仅骑着一匹驴，带领四名仆人踏上了前往罗城的漫长旅程。历经六千余里的跋涉，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映入眼帘的是荒无人烟的景象，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衙门不过是几间破旧的茅屋。于成龙不畏艰难，砍竹为门，积土为桌，挖坑做饭，以简陋的条件开始了他的治理工作。
    到任后，于成龙首先深入了解当地百姓的疾苦，他每日召见吏民，询问其困苦所在，并传达朝廷的安抚之意。面对频繁发生的抢劫、盗窃等事件，他果断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侦查并迅速处理，有效遏制了犯罪行为，地方逐渐安定下来。同时，他还组织乡兵抵御邻近瑶族头人的侵扰，确保了百姓的安全。通过不懈的努力，罗城的治安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考虑到当地百姓的贫困状况，于成龙积极向上级申请减轻徭役，减轻百姓负担，并想方设法从外地引进必需物资，如食盐，以解决民众的生活难题。他还兴建学宫，开展文化教育，设立“养济院”来救助贫苦之人和孤寡老人。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面貌。
    于成龙在罗城的清廉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当地百姓在缴纳田赋时，特意留下一些银钱放在他的案桌上，作为对他清廉的感激。于成龙仅留下足够买一壶酒的钱，其余全部退还，此举深得民心。在他的治理下，罗城百姓安居乐业，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亲情般的联系。
    于成龙在罗城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的仆人难以忍受这里的艰苦条件，有的离开了他，有的因病去世。罗城人对此深感同情，时常来看望他，并试图给予帮助，但都被于成龙婉拒。即使在家人来访时，罗城百姓也纷纷凑钱表示慰问，于成龙同样谢绝了这份好意。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了上级官员的赏识。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举荐为广西省当年唯一的“卓异”，并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州。当罗城人得知他即将离开时，全城百姓纷纷赶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表达不舍之情。在于成龙动身前往合州之时，许多罗城百姓一路追随，痛哭而回。有一位盲人甚至主动提出陪伴于成龙上路，帮助他度过难关。这段旅程虽然艰辛，但在盲人的帮助下，于成龙最终顺利抵达了合州，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四、主政合黄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显着，为他赢得了声誉。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合州的情况与罗城类似，经济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进川后遭受重创，百姓背井离乡，州城仅剩百余户人家，每年征收的正赋只有十五两白银，而供役却十分繁重。
    面对这样的困境，于成龙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首先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积极召集流散的百姓返回合州，开垦荒地。为了鼓励百姓复耕，官府提供了种子和耕牛，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合州的百姓数量就从百户激增到了千户，显示出于成龙政策的有效性和民众对他的信任。
    于成龙深知百姓的疾苦，他上任不久便遇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巡抚旨令采伐楠木。这项任务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于成龙毫不犹豫地上书《采楠木详》，在奏折中直言采伐楠木之举劳民伤财，请求废止这一命令。他的直言不讳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这项劳民伤财的任务得以取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由于在合州的出色表现，于成龙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康熙八年（1669年），他被进一步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职期间，于成龙继续发扬他在合州时的优良传统，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改善当地的民生。他的政绩再次得到了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赏识，张朝珍认为于成龙是一位难得的良臣，因此再次举荐他为“卓异”。
    五、平乱湖广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被举荐为“卓异”，随后被调往武昌府主持政务，并将被擢升为武昌知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的军队在贵州、湖南等地迅速扩张势力，同时派遣了许多湖北籍部将携带“札书”回乡策反，引发了一系列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了所谓的“伪札”，知县以“通贼”的罪名大肆逮捕，导致人心惶惶。在此背景下，接受“副将伪札”的麻城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趁机联络东山一带的山寨发动暴乱。鉴于于成龙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请出来平息事态。于成龙采取了“招抚”的方针，查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发布安民告示，使得大多数被迫参与的百姓回归正常生活，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接着，于成龙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进入刘君孚的山寨，成功说服了刘君孚和他的三百名枪手放下武器。仅仅十天的时间，这场动乱就被顺利平息了。
    同年八月，于成龙被调任黄州知府。不久，第二次暴乱再次爆发。潜入的奸细利用黄州府空虚的机会，联合当地豪绅发动叛乱。这一次，叛乱的规模更大，声势浩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于成龙力排众议，制定了坚守黄州、组织乡勇主动出击的战略。他调动了两千名乡勇，指挥他们分路进攻叛军。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千总吴之兰英勇牺牲，官军一度陷入被动。于成龙亲自上前线，激励士气，最终在李茂升和张尚圣的帮助下，成功击败了叛军首领何士荣，平定了叛乱。这场战斗只用了二十四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得到了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赞誉。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州遭遇了灾荒，社会动荡不安。于成龙为了安抚民心，修缮了赤壁的亭榭，并与僚属一起吟诗作赋，以此来稳定社会情绪。不久之后，因为继母去世，于成龙需要回家丁忧，但蔡毓荣上奏请求让于成龙继续任职，即所谓“夺情视事”。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设立了江防道，驻扎在黄州，于成龙被升任为湖广下江防道道员。
    六、闽省第一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被升任为福建按察使。在这一职位上，他继续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深厚的百姓情怀。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天，于成龙第三次被举荐为“卓异”，并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这一时期，福建巡抚吴兴祚专门上书向朝廷推荐于成龙，称他为“闽省廉能第一”。
    尽管于成龙的地位日益显赫，但他的为民请命之心从未改变。他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关注民间疾苦，不断为百姓发声。当时，郑成功占据台湾后，朝廷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军队有任何往来。地方官员常常以“通海”的罪名随意逮捕渔民，甚至株连数千人，并判处死刑。
    于成龙在福建按察使任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深感忧虑。他深知这些被捕的人中很多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为了拯救这些无辜者的生命，于成龙决定向当时驻扎在福州的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陈述事实。杰书当时负责维持耿精忠叛乱后的社会秩序。
    于成龙向杰书陈情，力陈这些所谓的“通海”案件中涉及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百姓，应当予以释放。然而，地方大吏们认为案件已经定性，不便轻易更改。面对这一情况，于成龙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他声色俱厉地指出那些被审的妇女儿童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并强调人命至重，誓言不能袖手旁观。杰书久闻于成龙的名声，被他的慷慨陈词所打动，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释放了这些无辜百姓，从而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七、总督两江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被康熙帝特别选拔为直隶巡抚。翌年春天，康熙帝亲自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内，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称赞他是“今时清官第一”，并赐予他白银、御马以及一首亲自撰写的诗歌，以表彰他的清廉与才能。同年，于成龙又被升任为江南江西总督（即两江总督），成为当时朝廷的重要封疆大吏。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但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清廉的品格。
    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于成龙面临了来自权贵阶层的压力。这些权贵担心于成龙会对他们不利，于是开始编造流言对其进行诬陷。其中，与于成龙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当时权势显赫的大学士明珠。在这种背景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当时在江南督造漕船的副都御史马世济回到北京后，上疏参劾于成龙年老体衰，被属下中军副将田万侯欺骗、蒙蔽。
    马世济的奏疏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康熙帝下令各部院大臣对此事进行认真讨论。最终，康熙帝要求于成龙针对这些指控进行详细的回复。于成龙随即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回奏，解释了相关情况，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朝臣们再次认真审议了于成龙的回奏，并分别由兵部和吏部提出了处理意见。兵部认为，既然于成龙承认田万侯倚势作弊，那么应该革除田万侯的副将之职。而吏部则认为，既然于成龙自称年老体弱，应该准许他退休。处理意见被呈送到康熙帝手中。
    康熙帝在仔细考虑后，做出了最终决定：于成龙将继续留任，而田万侯则被降级处理。
    八、溘然长逝
    康熙二十三年，一代廉吏于成龙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以六十八岁高龄溘然长逝，其清廉形象与卓越政绩，在后世传为佳话。病重之际，他简朴的生活状况令人动容，室内除几件简陋衣物与粗茶淡饭外，别无长物，彰显了其一生清廉自守的高尚品质。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从朝廷重臣到地方百姓，无不深切缅怀。江宁城中，百姓自发罢市，以泪洗面，家家户户绘制于成龙画像，设坛供奉，寄托哀思。每日，成百上千的民众涌向官署，衙门内外人潮涌动，哭声震天，足见其深得民心。
    康熙帝闻讯，深感痛惜，特赐亲撰碑文，以表对于成龙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崇高敬意，并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赐谥号“清端”，意喻其清廉正直，品行高洁，为后世楷模。
    雍正帝继位后，更是将于成龙列入贤良祠，以资后世敬仰与学习。及至乾隆朝，乾隆帝对于成龙的敬仰之情不减反增，他先后五次派遣使者前往于成龙祠进行祭奠，每一次都饱含深情，彰显了对这位古代廉吏的无限敬仰与追思。
    结语
    于成龙的一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的。他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了高尚的品德和个人操守。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世官员们以民为本，廉洁奉公，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