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孙可望加入了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骁勇善战，张献忠将其收为养子，并赐姓为张，改名为张可望。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同成为了张献忠最为倚重的将领，他们被封为平东将军，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大西军的核心力量。
    到了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随着清军的大举入侵四川，张献忠在凤鸣山一役中不幸阵亡。在这一关键时刻，孙可望与李定国共同承担起了领导大西军的责任，他们率部向南撤退，以图寻找新的根据地继续抗清斗争。孙可望与李定国决定进军云贵地区，这里地势险峻，易于防守，是理想的抗清根据地。
    进入云贵之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的军队一路攻克遵义、贵阳等地，逐渐扩大了控制范围。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在云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可望自称国主，定年号为兴朝。
    二、收复湖南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数万步骑兵及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湖南。这次行动由三个方向同时展开：一路由铜仁、麻阳出发，一路由平溪、便水出发，另一路由大小梭罗出发，三路大军最终在沅州（今湖南芷江）会合。清军在沅州的守军仅有三千人，面对孙可望军队的强大攻势，很快被围困在城内，“围如铁桶”。
    经过激烈的战斗，1651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成功占领了沅州，俘虏了清将郑一统和知州柴宫桂。随后，冯双礼的部队乘胜追击，试图攻占辰州（府治在沅陵），但由于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严密，未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带领两万兵马竭力支撑，双方在辰州一带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到了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从贵州进入湖南，并与冯双礼的部队会合，共同进攻靖州。清军方面，沈永忠派出总兵张国柱带领八千兵马前往救援靖州。然而，在靖州的战斗中，清军陷入了重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后，清军遭受重创，损失了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官兵（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和八百零九匹战马，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仅率领少数残部于四月二十二日仓皇撤回。
    明军乘胜追击，相继攻克靖州、武冈州。沈永忠见形势危急，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部下从宝庆向北撤退。到了六月二日，沈永忠撤退至省会长沙，但仍无法站稳脚跟。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后，沈永忠于八月初六日放弃了长沙，一路逃至岳州。随着沈永忠的撤退，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地方官员也纷纷北逃。此时，除了岳州、常德仍在清军控制之下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
    三、孙李矛盾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源于两人对于战略方向的不同看法。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在贵阳附近的定番会议上，大西军的领导人讨论了未来的战略方针。孙可望主张部队应该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作战，必要时可以撤退至南海。相反，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西进云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与南明政权联合起来抵抗清军。
    李定国在会议上发表了一段激昂的演讲，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联明抗清，而不是继续与明军相互消耗。他认为，大西军与清军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与明军的冲突只会让清军坐收渔翁之利。李定国的观点赢得了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然而，孙可望对联明抗清失去了信心，更倾向于保住现有的领土，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
    在会议中，李定国甚至表示，如果孙可望坚持要亡命南海，那么他宁愿当场自刎也不愿走这条死路。此言一出，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众将领连忙阻止了李定国，并一致支持他的主张。看到如此情况，孙可望不得不妥协，同意了李定国的建议，即西进云南并与南明联合抗清。尽管如此，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影响力产生了疑虑，这也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尽管确立了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但直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开始与永历朝廷进行谈判。在这过程中，孙可望的策略与李定国的初衷有所差异。孙可望并不真心愿意联明，而是想要模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以此来控制其他将领，尤其是李定国和刘文秀。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不安。李定国不仅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能够有效地团结士卒，其部下都愿意为其效力。此外，李定国性格直率且强悍，与孙可望在战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总是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和战略上的分歧，再加上孙可望对李定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大西军内部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四、南下西天
    在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的军事活动主要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义子负责。张献忠曾参照明军体制设立了五军都督府，任命这四位将领为四将军。其中，孙可望被推举为首领，艾能奇与孙可望关系较好，刘文秀则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而李定国则对孙可望的领导地位持有异议。
    孙可望、艾能奇和刘文秀曾经计划在校场上教训李定国，以树立孙可望的权威。虽然这次事件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嫌隙。不久之后，艾能奇因中毒去世，他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因为级别较低而无法参与到四王的议事之中。这样一来，孙可望在四王议事中失去了原本的优势地位。
    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为此，孙可望在云南为李定国筹备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以便其远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李定国调离云南，避免其干涉云南北伐的计划，并确保自己能够更好地掌控局势。
    李定国接受了南征的任务，并在南征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为了能够参与云南北伐的计划，李定国在南征胜利后迅速带兵返回。此举表明了李定国对于参与北伐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孙可望策略的不满。李定国的快速返回，显示了他对于孙可望南征计划的警惕，以及他希望能够在北伐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五、长江战役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大西军的声望。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内心却颇为不悦。表面上，孙可望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此表彰其战功；但实际上，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实力和声望的增长感到不安。因此，孙可望命令李定国的副手冯双礼暗中监视李定国，并派遣另一支队伍紧随其后，意图寻找机会除去李定国。
    1653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杀了清军的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连续击败两名清军的重要将领，接连收复了数十个州县，使得大西军的声势达到了顶峰。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震撼了天下，也让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嫉妒之情愈发强烈。
    孙可望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李定国的声望和实力可能会进一步增长，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孙可望开始积极策划如何削弱李定国的影响。他一方面试图通过暗中监视等方式来收集李定国的不利信息，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直接除掉李定国。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大西军内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显。孙可望的这些行为不仅未能达到削弱李定国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对立，为后来的内讧埋下了隐患。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孙可望内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发强烈，这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为大西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六、宝庆之败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达沅州后，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前来议事，企图借此机会逮捕李定国并夺取其兵权。李定国在接到命令后，正准备动身前往，却突然接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称孙可望有意对其不利。这一消息让李定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去，可能会被孙可望以违抗军令的名义兴师问罪；但如果前往，则可能面临危险。在此期间，孙可望连续下达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国前来，迫于无奈，李定国只好率部向沅州进发。然而，在途中，李定国再次收到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的劝阻信件，于是决定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事宜。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后不久，便自食其果。当时，孙可望亲自率领大军从靖州（今湖南靖县）出发，经武冈抵达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达到十万人，这场战役被称为岔路口之战。
    1653年三月初六日，清军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从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扎在岔路口，距离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的营地周家铺大约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占据高地，地势险要，加之天降大雨，双方暂时列阵相峙。当天晚上，孙可望率领亲军从宝庆府赶来增援。
    到了三月十七日，明军主动下山向清军发动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孙可望统帅的明军战败，遭受了较大的伤亡，清军缴获了七百多匹马和一头战象。清军趁胜占领了宝庆府。然而，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黄旗的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和武京都阵亡。次年，清廷下发给衡州、岔路口两战阵亡清军的抚恤银高达十一万八千余两，可见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
    七、阴谋篡位
    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时遭遇瘟疫，加之清军增援，处境极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向孙可望求援，希望得到支援以渡过难关。然而，孙可望并未派出任何援军，选择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的部队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更是下令在李定国部队经过的地方烧毁粮草，意图切断其归路，并派出四万多人阻挡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明朝廷及官员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天，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并获得了孙可望的信任。杨长知观察到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变得日益骄纵自大，渴望继承张献忠的秦王封号，但又担心李定国等人不会服从。于是，杨长知开始在孙可望面前煽动，鼓励孙可望争取朝廷的“秦王”封号，以此来压服李定国和其他将领。同时，杨长知也在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面前散布关于孙可望的负面言论，指责孙可望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可望终于获得了“秦王”的封号，从此他开始以皇帝自居，甚至要求所有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上“秦”字。孙可望对待永历帝的态度也越发傲慢，对其进行侮辱。永历帝对此感到极为不满，于是秘密派遣使者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这一举动最终引发了“十八先生之狱”，许多支持永历帝的大臣遭到了孙可望的迫害。到了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了安龙，成功迎接永历帝前往昆明。
    八、兵败降清
    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亲自率领十万大军从贵阳向驻扎在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与刘文秀的联军只有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面对强敌，李定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使孙可望的部队一路未遇到任何抵抗，轻松地推进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此时，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军队已经在河对岸布好了阵势，准备以逸待劳。
    当孙可望的部队试图强行渡河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久之后，刘文秀的骁将崇信伯李本高在战斗中战死，导致前锋受挫。孙可望站在高地上观战，看到李定国的军队气势受挫，便命令各营乘胜前进。然而，孙军后阵的白文选见李、刘两军处于不利局面，亲自率所部五千铁骑从后方冲向孙可望的军队。同时，孙可望的部将马唯兴也临阵倒戈，与白文选联合从孙可望的阵后发动突袭，接连攻破多个营地。许多孙军士兵脱下号衣，跪地高喊“迎晋王”，导致孙军阵脚大乱。看到大势已去，孙可望不敢恋战，立即撤退，最终十万大军只剩下了五十多名骑兵跟随他逃走。
    战败后的孙可望本可以选择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者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然而，孙可望未能压制住心中的怒火，选择跑到长沙投降清朝，希望借助清军的力量来复仇。
    公元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孙可望在长沙接受了清朝的册封典礼，随后被召进京见驾。五月二日，孙可望抵达北京。清廷派出了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第二天，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在十天之内三次设宴款待，两次赐银共计一万二千两，另外还赐给他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因此成为了清廷中备受宠爱的人物。
    然而，孙可望降清的行为出卖了西南抗清武装的情报，导致李定国及其部下的抗清事业最终失败。清廷封孙可望为义王。
    同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非常高兴。他立即向清廷提出申请，要求使用官方的驿站系统将自己的弟弟一家接到北京团聚。这一请求却招致了清廷御史的猛烈抨击。御史们指出，孙可望最初作为张献忠的养子，在蜀楚地区制造了大量破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之后，他又起兵反抗清朝，直到众叛亲离、无计可施之时，才率领数百疲惫的士兵来归顺清朝。御史们还认为，孙可望的弟弟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没有官职，没有资格使用官方驿站。
    面对御史的批评，孙可望感到非常震惊，急忙上疏谢罪，以求挽回局面。
    九、兔死狗烹
    公元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虽然知道这种现象在满洲八旗中是常见的，但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顺治帝派遣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所宣读谕旨，先是严厉训斥，然后宣布宽恕其罪。在这样的惊恐之下，孙可望连忙上奏解释自己的行为，并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自此之后，孙可望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
    公元1660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此时，南明永历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局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此时撤掉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不符合当时的策略，因此顺治帝特意发布了一道措辞讲究的圣旨，维持孙可望的封号。
    同年11月20日，孙可望去世。官方的说法是他因病去世，但真相存在疑问。据清初史家的说法，孙可望可能是“随出猎被射死”，或者是被毒死。这些传言表明，孙可望的死并非善终，而是存在一些疑点。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遣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在郑经的回信中，他不无讽刺地提到：“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这说明孙可望之死在当时流传甚广，并被人们用来作为警示的例子。
    孙可望去世后，清廷赐谥号“恪顺”，并进行了隆重的祭葬仪式，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逝，其弟孙征淳承袭。公元1661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并被处决。次年，康熙帝改元，李定国也在边境病逝。此时，孙可望家族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的“恩典”也开始逐步减少。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逝，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孙征灏的封号被降为慕义公。孙征灏去世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
    到了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最终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这意味着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痕迹也随之消失。
    结语
    孙可望的一生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与政治复杂性的特点。虽然他在早期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治理能力，为抗清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后期的个人野心和决策失误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孙可望的故事提醒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对整个时代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