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榜题名
    王杰自幼聪明好学，尽管家境贫寒，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逐渐崭露头角。青年时期，他曾在江苏巡抚陈宏谋的幕府中担任幕僚，并受到了陈宏谋的赏识。陈宏谋慧眼识珠，发现王杰不仅才思敏捷，而且为人正直，因此对他寄予厚望。在陈宏谋的支持下，王杰得以专心致志地备考科举。
    王杰的努力终于在会试中得到了回报。他以陕西会考第一（解元）的身份参加京城的会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探花第三名的身份进入殿试阶段。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环，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由皇帝亲自监考。当时的乾隆帝正致力于选拔北方的人才，以平衡南方士人的优势地位。在阅卷过程中，乾隆帝发现了王杰的试卷，不仅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书法工整清秀，令人赏心悦目。乾隆帝对王杰的才华颇为欣赏，于是将其提拔为状元。
    王杰成为状元的消息传遍全国，然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特别是来自山东的一些学士，他们认为选拔过程不够公平，因为山东历来是文化繁荣之地，素有“文章出齐鲁”之说。为了考验王杰的真实水平，他们出了一副对联来挑战他。上联是：“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这句话意在强调山东的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
    面对这一挑战，王杰从容应对，随即对答：“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此联巧妙地回应了山东学士的质疑，指出虽然山东历史悠久，但如今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同样可以在陕西找到。王杰的回答既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又不失谦逊与自信，赢得了山东学士的尊重与赞赏。
    王杰中状元后，被安排在南书房当值，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通常只有最优秀的学者才能获得。在南书房任职期间，王杰继续展现出卓越的能力，深受乾隆帝的信任。随着他在朝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出色，王杰经历了多次升迁，最终官至内阁学士，成为清朝的重要官员之一。
    二、刚正不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杰被任命为刑部侍郎，随后转调吏部，并很快被擢升为右都御史。这一连串的升迁显示了他在朝中的威望日益增长。然而，真正让王杰声名鹊起的是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出任军机大臣 和 上 书房总师傅的经历。这一年，他不仅负责处理军机处的重要政务，还肩负起了教育皇储颙琰（即后来的嘉庆帝）的重任。
    在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期间，王杰严格要求颙琰的学习，时常对其进行严厉的教育。他深知皇子未来的责任重大，因此不惜采取严格的教育手段，包括罚跪罚站等措施，以期培养出一位能够胜任未来帝王职责的人物。有一次，乾隆皇帝无意中看到颙琰被罚跪的情形，感到有些心疼，便上前制止，命令颙琰站起来，并对王杰说道：“你教了之后是天子，他不让你教也是要当天子的，这难道不是君臣之道吗！”
    面对乾隆皇帝的询问，王杰并没有退缩，而是坦然回答：“教育了之后，便是尧舜一样的君主；而不教育便会变成桀纣一样的昏君，这是为师之道！”王杰的回答直接而有力，既表达了对教育皇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他作为教师的责任感。他坚信，只有严格要求，才能确保未来的皇帝具备良好的品德和治国能力。
    这一事件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于正史之中，但它广泛流传于民间，并被人们津津乐道。它不仅展示了王杰的耿直性格，也反映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王杰的回答彰显了他的刚正不阿和对教育的执着信念，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王杰再次获得了重要职务，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掌管礼部。在这一年，台湾和廓尔喀先后被平定，作为国家重臣，王杰也因此受到表彰，两次被绘制肖像悬挂在紫光阁中，并被加封为太子太保。
    三、对抗和珅
    王杰在清朝朝廷中身居要职，以其清正廉洁、敢于直言的品格着称。在与和珅的斗争中，他更是展现出了刚正不阿的一面。和珅作为乾隆时期的权臣，以其贪婪和擅权闻名，而王杰则成为了反对和珅势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有一次，和珅拿出一幅水墨画请王杰一同欣赏。王杰敏锐地察觉到和珅的意图，并用双关语讽刺道：“贪图财利的风气，居然到了这个地步！”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评价画作，实际上却是在暗讽和珅贪得无厌。和珅听到此言，虽然心中不满，但碍于场合，只好默然离去。
    另一次，和珅试图通过亲近的方式来拉拢王杰，但在议政后拉着王杰的手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则机智地回应：“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什么好处？”这一回答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再次暗示了自己与和珅截然不同的品性。
    和珅在忍受王杰的嘲弄和批驳之余，也在寻找机会报复。他曾听说王杰在家乡建有“三王府”和“四王府”，立刻将此事上报乾隆帝，指控王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乾隆帝对此事半信半疑，于是秘密派遣亲信前往陕西韩城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来到王杰的家乡后，却发现王杰的住所竟然非常简陋，“湫 隘 如寒士”。经过询问，得知所谓的“三王府”和“四王府”其实是当地人根据王杰的姓氏及排行所开的玩笑。当调查结果汇报给乾隆帝后，乾隆帝不禁笑了起来，并特诏王杰和和珅入宫。乾隆帝对王杰说：“你作为宰相，家宅太过简陋了。”随后，乾隆帝下令赏银三千两给王杰，让他修缮住宅。然而，王杰却谢绝了皇上的美意。
    嘉庆帝即位后，对和珅的腐败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王杰积极参与了和珅案件的审理，帮助查明了和珅贪污纳贿的各种罪状。最终，嘉庆帝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责令和珅自杀，同时抄没其全部家产。据记载，和珅家产折银竟高达八亿余两，相当于朝廷十多年税收的总和。这一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间甚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和珅倒台后的影响。
    四、剿抚并用
    在嘉庆年间，清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其中尤以川陕豫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最为棘手。这场起义，根源于土地兼并严重、民生凋敝以及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百姓被逼无奈，揭竿而起。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尽管清军全力围剿，但起义之火却难以迅速扑灭。
    此时，已因病免官的王杰，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心系庙堂之高。他深刻洞察到起义背后的社会根源，遂上书嘉庆帝，力陈怀柔之策的重要性，主张对归顺的起义群众给予优待，以分化瓦解起义力量。同时，他提出通过募兵方式，将乡勇与部分起义人员改编为正规军，既增强了朝廷的军事力量，又减少了敌对势力，体现了其“剿抚并用”的深邃战略眼光。
    嘉庆帝对王杰的建议颇为重视，尽管王杰年事已高，多次请辞，但嘉庆帝仍极力挽留，并特许其拄杖上朝，以示尊荣。王杰离职前，仍不忘国家大计，上书直指政治腐败之弊，建议通过整顿吏治来堵塞财政漏洞，展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最终，王杰于嘉庆九年，在八十大寿后不久，病逝于京城。嘉庆帝深感痛惜，亲赐祭文，赠银治丧，并追赠太子太师之衔，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以表彰其一生忠贞不渝、清廉正直的品德。贤良祠中的对联，更是精准概括了王杰的一生：“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