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蒋攸铦的初入仕途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那年他年仅十九岁，便一举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极为罕见的年轻进士之一。随后，他被选拔为庶吉士，并迅速晋升为翰林院编修。这一系列快速的升迁不仅展示了蒋攸铦过人的才华，也预示着他未来将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
    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蒋攸铦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务经验，这一年他被委以重任，先是作为主考官负责河南地区的科举考试，随后又被派往广西担任提督学政，负责当地教育行政事务。这样的任命对于蒋攸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不仅考验了他的行政能力和决策水平，也为他赢得了更多展现自己才干的机会。
    嘉庆三年（1798年），蒋攸铦凭借其在前任职务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升任为御史。御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监察官员，负责纠弹百官，确保政府运作的廉洁与效率。蒋攸铦在这一职位上尽职尽责，敢于直言，勇于提出批评建议，这种精神赢得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奠定了他在嘉庆朝中的地位。
    嘉庆五年（1800年），蒋攸铦再次接到新的任务，这次他被派往江西，出任吉南赣道署按察使。按察使是清朝省级官员之一，主要职责是监督地方行政及司法情况，确保法律的公正执行。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蒋攸铦在此期间的表现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到了嘉庆八年（1803年），蒋攸铦面临了更大的考验。这一年，广昌县发生了一起由斋教头领廖干用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者聚集了五六千人，声势浩大，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攸铦被委以重任，率领清军前往宁都、石城一带进行镇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蒋攸铦展现出非凡的指挥才能，最终带领军队取得了胜利，成功地平定了这场动乱。
    然而，就在蒋攸铦因为此次功绩有望得到进一步升迁之际，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他的母亲病逝。按照当时的礼制，蒋攸铦必须回乡服丧守制，因此错过了这次升迁的机会。
    二、崭露头角
    蒋攸铦在嘉庆十年（1805年）迎来了他仕途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广东惠潮嘉道，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未来更高职务的预备。随后，蒋攸铦又相继担任了江西按察使和云南布政使等职务。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行政阅历，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蒋攸铦的仕途再次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年，他被调任为江苏巡抚，负责该省的行政管理工作。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肩负起了治理河流的重要责任。然而，由于蒋攸铦自认为在水利工程方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他选择辞去了总督的职务，继续担任江苏巡抚。这一决定显示了蒋攸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非盲目追求高位。
    嘉庆十六年（1811年），蒋攸铦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任命——担任两广总督。在这个岗位上，他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猖獗的盗匪活动。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蒋攸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文武官员，分别驻守在广州、肇庆、韶关和连州等地，以加强各地的防御力量。同时，他下令严厉打击盗匪，要求各州县官员严格执行命令，不得包庇任何犯罪行为。此外，他还鼓励那些愿意改邪归正的盗贼投案自首，并承诺给予他们相应的奖励。
    蒋攸铦深知，要想从根本上预防社会动荡，就必须从源头抓起，即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管理和考核。因此，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向嘉庆皇帝进谏，提出了关于官员考核和选拔制度改革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地方官员对于下属的评价标准存在偏差，往往将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视为“安祥”，而对那些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官员则视之为“多事”。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为此，蒋攸铦呼吁应当打破常规，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并对那些贪污腐败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
    紧接着，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蒋攸铦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观点，再次上书皇帝强调了灵活选材的重要性。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拔官员，而非拘泥于形式，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嘉庆皇帝认同了蒋攸铦的观点，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表明了蒋攸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影响力。
    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蒋攸铦同样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嘉庆二十年（1815年），面对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蒋攸铦上书朝廷提出了《查禁鸦片章程》，建议加强对外国船只的检查，防止鸦片流入国内，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嘉庆皇帝对此表示赞同，并指示蒋攸铦严格执行。
    然而，随着英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渗透，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兵船再度侵扰沿海地区，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蒋攸铦果断采取措施，关闭沿海贸易口岸，并禁止民众与外国人合作。
    三、治川有方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蒋攸铦调任四川总督，面对四川地区特有的民风和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且有效的措施。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民风彪悍之地，百姓习惯随身携带兵器，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容易引发械斗等社会治安问题。蒋攸铦意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将居民编排成组，实行连坐制度，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私人制造和携带武器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减免了灌县的租税，以支持每年对都江堰的修缮工作，确保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能够继续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保障。
    在文化教育方面，蒋攸铦同样表现出色。他重修了文翁石室，这是一处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址，通过此举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还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蒋攸铦还致力于开办学校，选拔和培养人才，为四川地区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蒋攸铦组织并率领土司首领前往京城参加祭祀活动，并接受了皇帝的赏赐。这一举动不仅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巩固边疆稳定。同年正值嘉庆皇帝六十寿辰，他宣布免除全国各省之前所欠的税款，而四川由于管理得当，没有欠款记录，因此受到了特别的赞扬。嘉庆帝对蒋攸铦的治理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命令吏部对其予以嘉奖。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随着嘉庆皇帝的逝世，蒋攸铦参加了昌陵的祭拜仪式，并因在四川的卓着政绩被新君清宣宗加封为太子少保，以表彰他的贡献。
    进入道光年间后，蒋攸铦继续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光二年（1822年），他成功平定了松潘厅黄胜关外的“果洛克野番”抢掠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边疆的安全。同年晚些时候，蒋攸铦被召入京任职，担任刑部尚书，并兼管户部三库事务。此外，他还被授予正黄旗都统的荣誉职位，获得了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这是一项通常只授予最高级别官员的特殊待遇。
    不久后，蒋攸铦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但刚上任不久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水灾。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他迅速采取行动，请求从南方紧急调运粮食四十万石，并申请拨款四百万两用于救灾。灾后重建过程中，蒋攸铦不仅亲自参与了治理京畿地区的水利工作，还指派专人负责修缮河堤，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灾害。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灾情，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道光五年（1825年），蒋攸铦的官职再次晋升，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并担任军机大臣，负责管理刑部。这一年，他还因为在平定新疆叛乱中的杰出表现，被封为太子太保。
    四、失意而终
    道光年间，蒋攸铦作为一位重要的朝廷官员，其职业生涯经历了诸多波折，最终以一种颇为失意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道光四年，面对直隶文安县发生的强奸幼女案，蒋攸铦受命严审此案。他迅速行动，但回报给道光皇帝的结果却为涉案知县开脱，称知县并非无故延迟审理。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将案件移交刑部处理。然而，这一事件或许已悄然埋下了蒋攸铦日后失意的种子。
    道光六年，蒋攸铦担任会试正考官，监考包括龚自珍、魏源等在内的诸多才子。这一时期，他的仕途看似平稳。然而，道光七年，他出任两江总督后，因河道拥堵导致漕运不便，他不得不向朝廷请求恢复海运，却未获批准。尽管在绘画上有着深厚功底并因此受到皇帝赏识，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但蒋攸铦的仕途并未因此一帆风顺。
    道光十年，蒋攸铦因病请假回家休养。然而，当他回京复职后，却卷入了黄玉林私自贩盐的案件中。蒋攸铦先是上书请求严惩黄玉林，将其发配新疆。然而，他随后又秘密请求清廷剿灭黄玉林，这一朝令夕改的行为引起了道光皇帝的不满。尽管清廷最终准奏处死了黄玉林，但蒋攸铦也因此被革职查办。道光帝虽然加恩以侍郎降补，但这一变故无疑对他的仕途造成了重大打击。
    同年九月，蒋攸铦调补兵部左侍郎。然而，命运并未因此对他有所眷顾。十月，他在赴职途中病逝，享年63岁。道光帝虽然按照尚书的级别对他进行了抚恤，并赐予他“文勤”的谥号，但蒋攸铦的仕途终究以一种失意而终的方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