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韦昌辉出生于广西桂平金田村一个地主家庭，家中拥有水田二百六十余亩。虽然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家产，但相较于同乡的其他大地主而言，韦家只能算作新富起来的暴发户。这种背景使得韦家在地方上并不受到尊重，反而成为了同乡中一些权势更大的地主欺侮的对象。其中，与韦家关系最为紧张的是金田村的地主谢启发一家。两家之间因为土地、利益等问题争执不断，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此外，界垌村蓝家以及隔江相对的王谟村刘家也时常联合官府的力量对韦家进行打压和侮辱。例如，在向粮官缴纳田税时，韦家曾遭遇过交了田粮却未获得相应凭证的情况，被迫再次缴纳；甚至韦家女性外出时也会遭到当地豪绅们的骚扰。
    面对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年轻的韦昌辉尝试通过结交有权有势的人物来提升自己及家族的地位，希望能够借此改变现状。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其父韦元玠深感家族缺乏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功名之士，决定全力支持儿子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以此为家族赢得更多尊重。尽管韦昌辉确实展现出了相当的学习能力，并且参加了两次童子试，但遗憾的是均未能成功获取功名。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韦元玠不惜花费重金给韦昌辉捐了一个监生的身份，并在家门口挂上了“成均进士”的匾额（另有说法称是“登仕郎”）。本以为这样可以暂时缓解外界对韦家的轻视态度，却不料此举反而引来了更大的麻烦。就在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有人潜入韦宅将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除，只留下“进士”二字。第二天，谢启发等人便以韦家冒充进士、大逆不道为由将其父韦元玠告至团局。经过一番周折，最终韦家不得不支付三百两白银才得以让韦元玠平安归来。然而，这件事情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韦家背负上了“假冒进士”的恶名，在邻里间遭受更多的嘲笑和非议。
    二、入上帝会
    1847年，冯云山来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期间结识了韦昌辉一家。面对韦家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公待遇，冯云山深表同情，并开始向他们介绍“上帝会”的信仰。这一新宗教团体主张反清复明、平等互助的理念，为处在困境中的韦家人提供了新的希望。尽管当时冯云山因传播异端思想而被捕，但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被押解回籍途中再次经过金田村时，借宿于韦家。正是这次停留给了冯云山机会，正式说服了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为了支持这个新兴组织的发展，韦昌辉慷慨解囊，捐出了大量家财用于传教活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上帝会中来，该团体与地方团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并准备未来的起义行动，上帝会成员们开始秘密制造武器。韦昌辉家成为了这一地下工作的中心之一。据记载，他在自家开设了十二座铁炉，表面上打着制作农具的幌子，实际上却在暗中打造刀枪等军事装备。这些精心设计的农具如铁耙，其齿部特别长且粗大，一旦拆卸下来便可以迅速改装成战斗用的矛枪或短扎。为了掩饰真实目的，韦昌辉还特意在家门口饲养了一群鹅，利用它们的叫声掩盖打铁产生的噪音。此外，通过在市场上出售质量不佳的农具同时大量收购废铜烂铁的方式，既避免了引起怀疑又积累了充足的原材料。所有制成的武器都被秘密藏匿于村西头的一个名为犀牛潭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与此同时，在上帝会内部，韦昌辉逐渐赢得了实权人物萧朝贵的信任和支持。1849年8月，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之名，邀请韦昌辉陪同前往贵县迎接洪秀全，并在此过程中公开宣称韦昌辉与自己及洪秀全是同一条心肠上的兄弟，从而确立了他在上帝会中的特殊地位——被视为“天父”之子、“天兄”之弟。自此之后，韦昌辉对萧朝贵言听计从，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度。基于这种密切的关系，萧朝贵最终决定将起义的大本营设在韦昌辉家中所在的金田村。
    当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时，韦昌辉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巨大支持，而且积极参与到了整个策划过程之中。由于他在筹备阶段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清政府在初期往往将其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甚至直接称其为“贼首”。
    三、封为北王
    金田起义爆发后，韦昌辉被任命为右军主将，并随后加封为后护又副军师。尽管他也参与了一些战斗，但在军事成就上并不如萧朝贵和冯云山那样显赫。在太平天国从广西向江苏进军的过程中，韦昌辉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包括粮食供给等关键任务，确保全军的物资供应。此外，他还承担了大量行政管理职责，在杨秀清的领导下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这一角色被称为“承宣”。
    1851年10月25日（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洪秀全在永安州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书，对五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正式分封，并授予了超过800名官员不同的官爵。在这次封赏中，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并获得了“六千岁”的尊称。他的地位仅次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以及南王冯云山，而高于翼王石达开。这意味着韦昌辉成为了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然而，随着冯云山和萧朝贵相继战死，韦昌辉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仅次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第三号人物。特别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之后，洪秀全逐渐退居幕后，很少直接参与政务决策。此时，军政大权实际上由杨秀清掌握，而韦昌辉则作为其助手协助处理各项事务，这种合作关系被官方文件描述为“协理天事”。具体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前线将领们首先会向韦昌辉汇报情况，然后由他再转呈给杨秀清，以获得最终指示或批准。这表明韦昌辉不仅在行政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充当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传递者角色。到了1854年，为了表彰韦昌辉对太平天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他又被授予了“雷师”和“高天仁人”的称号。
    四、变乱伏诛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东王杨秀清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几乎架空了天王洪秀全。杨秀清不仅在政治上独断专行，还经常借“天父下凡”的名义羞辱洪秀全，这种行为引起了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作为北王的韦昌辉，在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中采取了两面讨好的策略：一方面极力逢迎洪秀全以获得其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杨秀清，以免受到打压或排挤。例如，据说每当与杨秀清讨论事情时，韦昌辉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年轻见识浅薄，需要杨秀清的指导才能明白事理。甚至有一次，他的哥哥因房产纠纷与杨秀清的小妾之兄发生争执，为了平息事端，韦昌辉竟然主张将自己亲兄弟处以极刑。
    1854年春夏之交，韦昌辉派遣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率船队进攻湘鄂地区。然而由于内部矛盾激化，导致部队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最终引发了大规模冲突。当消息传到杨秀清耳中后，他立刻前往北王府对韦昌辉进行了严厉惩罚，并对其下属也进行了相应处置。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剧了韦昌辉对杨秀清的怨恨情绪。同年五月，尽管杨秀清命令韦昌辉率军攻打湖北，但随后却又改变主意让其他人代替出征，这无疑是对韦昌辉能力的一种质疑。秋季时再次重复类似情况，使韦昌辉更加感到被边缘化。
    随着时间推移，杨秀清越来越嚣张跋扈的行为终于触怒了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多位高层领导人。他们开始秘密商议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尤其是1856年初夏之际，随着清军江北、江南两大营相继瓦解，天京围困解除，韦昌辉正带领军队在江西取得胜利之时，杨秀清却提出了过分的要求——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面对如此挑衅之举，洪秀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于是密令正在前线作战的韦昌辉返回京城执行诛杀任务。
    7月26日（或29日），韦昌辉带着三千精锐部队悄悄进入天京，并迅速控制住了局势。得到洪秀全正式批准后，他立即前往东王府展开行动，将杨秀清及其家人全部杀害。然而这场血腥清洗并没有就此结束，韦昌辉利用机会扩大打击范围，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上万名无辜者，其中包括许多原本支持太平天国事业的文武官员和平民百姓。此举直接导致了天京城内人心惶惶，连同石达开等重要将领也开始对韦昌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当石达开从外地赶回天京试图调解时，反而激起了韦昌辉更大的杀心。为了避免自身及家人遭遇不测，石达开被迫逃离京城。而韦昌辉则变本加厉地追杀石达开亲属，并且公然威胁要包围天王府强迫洪秀全交人。面对如此失控的局面，洪秀全不得不公开宣布韦昌辉为叛徒，并号召全体军民共同将其捉拿归案。
    由于此前韦昌辉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因此在他被宣布为“北奸”之后，其势力迅速土崩瓦解。9月27日（阴历十月初五日，阳历11月2日），藏匿多日的韦昌辉终于被捕，并被押送至天王府接受审判。最终，根据洪秀全的命令，韦昌辉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肢解处决，并将首级送往石达开处示众。与此同时，参与此次事变的陈承镕、秦日纲等200余名“韦党”成员也被一并处决，从而宣告了这场震惊内外的天京事变正式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