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优则仕
    翁同龢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其家族在明朝万历年间就以科举入仕，但在翁同龢的高祖、曾祖时期一度没落。到了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时，家族再度崛起，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更是考中进士并在北京任职。翁同龢于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此时翁心存担任翰林院侍讲。
    翁同龢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三岁起，他就跟随母亲及兄姐学习四书五经中的四子书。特别是他的大姐翁寿珠，在他的早期启蒙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六岁，翁同龢进入表伯朱启宇的私塾学习，进一步接触四书五经。不幸的是，朱启宇在1837年冬天去世，次年正月，翁同龢转至李惺园的私塾继续学业。
    1839年，翁同龢参加了常熟县试，顺利考入了常熟游文书院。同年，翁心存为了孝养年迈的母亲张太夫人而辞去官职，回到家中担任游文书院的掌院。因此，翁同龢得以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深造，学习了《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经典着作，并接受了父亲讲解的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南明瞿式耜的诗文。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翁同龢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显着进步，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得到了提升。他的父亲还请来了李元瑛教授他诗歌创作。与此同时，翁同龢在父亲的书斋“知止斋”里广泛涉猎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类书籍。这一时期正值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入侵长江下游地区，翁同龢一家为了躲避战火，曾短暂地移居到苏州和常熟郊外的卫家浜。
    1845年，翁同龢赴苏州参加府试和院试，成功考中秀才，并升入苏州紫阳书院继续深造。两年后，他完成了书院的学业，并在1847年九月参加了拔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然而，当他在1849年四月随父亲重返京城，并于同年与太常寺少卿汤修之女汤松完婚后，返回江宁参加江南乡试时却未能如愿上榜。不过，他在1850年七月参加礼部贡试，并在朝考中获得了一等第五名的成绩，随后在复试中夺魁，被任命为小京官，分配到刑部江西司工作，并参与实录馆的详校工作。
    1852年九月，翁同龢参加了顺天乡试，成功中举。然而，在1853年的会试中未能及第。同年，他在户部捐款以获得额外主事的身份，并继续留在刑部江西司工作。终于，在1856年四月，翁同龢再次参加顺天会试，取得了第六十三名的成绩，并在复试中位列一等第二名。在殿试中，翁同龢脱颖而出，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这一年，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也被晋升为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父子二人同朝为官。
    二、宦海沉浮
    咸丰八年（1858年），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之后又擢升为陕西学政。然而，由于健康原因，他请求离职回京休养。咸丰十年（1860年），面对英法联军的侵扰，翁同龢与父亲一同避难，并参与当地的防御事务。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翁同龢又被任命为文渊阁校理，并在同治帝即位后，逐步升迁，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包括顺天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等。
    在这段时间里，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因为处理地方事务不当而遭到严惩，翁同龢为了营救兄长，不惜奔波求援。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去世，他也因此离职守孝。经过一番努力，翁同书最终得以免除死刑，改为流放新疆。翁同龢在服丧期满后重返政坛，并继续升迁，最终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翁同龢与其他官员一起上书，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次年，同治帝病逝，慈禧太后决定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即后来的光绪帝。翁同龢参与了拟定新帝即位的诏书，并协助处理同治帝的丧葬事宜。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代理刑部右侍郎，负责复查杨乃武冤案。在他的坚持下，案件得以重新审理，并最终平反。此后，他被任命为光绪帝的师傅，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教育生涯。翁同龢不仅在教育上倾尽心血，同时也在政务上积极参与。他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并在光绪四年（1878年）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后又担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翁同龢开始涉足外交事务。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日琉球问题上，他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强调必须做好 战 备。光绪八年（1882年），翁同龢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虽然他多次请辞，但未能如愿。在中法越南交涉中，他提出了一些策略性建议，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这些提议并未被采纳。
    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政潮爆发，翁同龢虽被革职留任，退出了军机处，但仍然担任光绪帝的师傅，并在慈禧太后的五十寿辰后恢复了原来的官职。次年，他被调任户部尚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退出政坛为止。在此期间，翁同龢不仅负责财政事务，还经常向光绪帝提供政治建议，并试图在宫廷内部寻求平衡，以维护朝廷稳定。
    四、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筹备庆典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清朝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翁同龢不得不面对内务府频繁索款的压力。他感到十分为难，甚至产生了辞职的想法，但考虑到对光绪帝的忠诚与责任，最终选择了继续留任。
    同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日本趁机也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六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匡建议光绪帝召集资深大臣商讨对策，翁同龢被选为其中之一，与李鸿章及其他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一起会商朝鲜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翁同龢主张强硬立场，认为应该尽快筹备战争，以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他建议调动东北和旅顺的兵力前往朝鲜，对抗日本军队。六月二十日，李鸿章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从中调停，翁同龢则代拟电旨，指示李鸿章不应完全依赖俄国。他还推荐了刘永福、杨岐珍前往台湾戍守，并要求袁世凯前来京城报告朝鲜情况，这些提议均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日正式宣战。然而，清军在平壤之战中遭受惨败。翁同龢在军机会议上与李鸿藻激烈争论，指责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光绪帝对其进行处罚。光绪帝最终听取了翁同龢的意见，剥夺了李鸿章的部分荣誉。
    在后续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中，翁同龢继续坚持强硬立场。他主张加强前线作战力量，并提出向湖南巡抚吴大澄征召湘军赴前线作战，同时建议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单独召见他，命令他前往天津传达旨意，要求李鸿章与俄国继续协商。翁同龢在天津严厉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并传达了慈禧太后的旨意。
    九月十六日，英国介入调停，建议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对此，翁同龢与李鸿藻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应当继续增派援军，鼓励前线将士，并加强海军力量。翁同龢的意见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此外，他还提出了向英国商人借贷以及聘请德国军官汉纳根训练新军的计划，尽管遇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最终促成了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清廷成立了督办军务处，翁同龢被任命为会办军务大臣。在与英使欧格讷关于赫德管理中国军队的提议上，翁同龢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这将导致中国丧失过多主权。
    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清廷被迫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并在李鸿章赴日前拜访他时明确表示台湾“万无议及之理”。然而，当李鸿章带回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议和条款时，翁同龢悲愤交加，但在光绪帝面前仍极力主张“台不可弃”。尽管如此，最终光绪帝只能接受现实，允许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条约签订后，翁同龢继续承担着筹集资金以支付巨额赔款的任务，多次与外国商人交涉借款。
    五、开缺回籍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在对外交涉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管同文馆事务。同年六月初九日，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翁同龢则继续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十月初一日，胡燏棻调任津榆铁路督办后，翁同龢与李鸿藻联名保举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宜，并从户部拨款支持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太后下令裁 撤 汉 书 房，翁同龢结束了作为光绪帝师傅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涯。同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翁同龢奉旨与张荫桓一起参与了相关文件的讨论，但他对这一条约持消极态度。在此期间，翁同龢还努力阻止列强对中国权益的侵犯，比如反对法国费务琳公司修建龙州铁路，反对容闳提出的借美国款项筹建中国银行的建议。同时，他也支持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和修建卢汉铁路，并从户部拨款支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十五日，翁同龢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但仍兼任户部尚书。这一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入侵胶州湾，翁同龢与张荫桓奉旨办理对德交涉。在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多次交涉中，翁同龢坚持要求德国先撤军再谈判，并将教案与撤军分开处理。然而，德国方面并不接受这一方案，甚至以撤旗回国和开战相威胁。翁同龢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最终光绪帝劝他继续与海靖交涉，但他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在光绪帝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他仍然未能改变局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提议开办昭信股票，筹集对日偿款。翁同龢代表户部复议，并亲自拟定了股票章程，但最终筹集的资金远不及所需。同年正月十三日，光绪帝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同龢的回答未能满足光绪帝的要求。光绪帝还准备允许外国公使觐见时乘坐车辆进入禁门，翁同龢则认为不合礼仪，结果再次遭到光绪帝的批评。
    二月十四日，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三月初三日，他参与了中俄关于旅大租借问题的交涉谈判，坚持删除俄方约稿中的一些不合理条款。面对各国企图瓜分中国的局面，翁同龢建议大开口岸，召开国际会议，确保各国不侵占中国领土，但这些建议并未被采纳。
    三月初六日，翁同龢兼任吏部尚书。三月十三日，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欲在毓庆宫接见，翁同龢以诸多不便为由反对，但未获采纳。四月十二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上书请求诏定国是。四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奉命起草《定国是诏》，体现了他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坚持传统儒家思想的观点。然而，四月二十四日，当光绪帝打算在宫内接见外国公使时，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并遭到光绪帝的诘责。
    最终，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以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屡遭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为由，勒令他开缺回籍。
    六、凄凉晚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三日，翁同龢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家乡常熟。当天，众多故旧门生如王文韶、廖寿恒、孙家鼐、盛昱、张謇等数百人前往马家铺车站为他送行。翁同龢在常熟居住了两个月，期间前往江西南昌探望翁同书的遗孀杨氏。然而，就在他到达南昌十多天后，戊戌政变突然爆发，慈禧太后重新掌控政权，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戊戌六君子遭到杀害。
    翁同龢得知政变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头昏目眩。八月十五日，他乘轮船赶回常熟。八月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应恽莘耘的要求在上海停留一天，并了解到北京近期的情况。当他得知谭嗣同等人的密谋以及袁世凯的背叛时，感叹道：“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
    十月二十日，清廷下达命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由地方官编管。十二月，翁同龢搬到了虞山鹁鸽峰下的新居“瓶庐”。在被革职的日子里，他每日诵读《法华经》，研读《易经》《庄子》《荀子》等书籍，并练习书法和绘画以打发时间。尽管身处逆境，翁同龢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光绪帝的命运，每当听到有关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消息时，他总是忧心忡忡，难以平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北京，翁同龢本想前往开封迎接圣驾，但因无人引荐而未能成行。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慈禧太后因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下令将戊戌年被革职的官员开复原职，监禁的地方官管束人员一概释放。翁同龢得知此消息后，感慨地说：“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伏谒君门。”然而，他并未真正被开复原职。
    在被解除管束后，翁同龢曾乘船游览苏州、杭州、萧山等地。然而，这次旅行之后，他便卧病在床。张謇曾在五月十八日前往虞山探望病中的翁同龢，两人谈论了立宪的问题，翁同龢对此表示赞同。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病情加重，他向身边亲属口占一诀别词：“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并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自撰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当天晚上，翁同龢在虞山鹁鸽峰祖坟旁的家中逝世，葬于祖坟西侧。
    翁同龢去世后，庆亲王奕匡曾请求为他开复原官，但被慈禧太后拒绝。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三日，在两江总督端方的请求下，清廷才开复了翁同龢的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在遗老邹嘉来、吴郁生等人的请求下，逊帝溥仪追赠翁同龢谥号“文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