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宫得宠
    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出生于1835年的北京，出生在一个具有军功背景的家庭。她的家族虽然属于镶蓝旗满洲，但因其子嗣成为皇室成员而被提升至更显赫的镶黄旗满洲。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显示出家族在清朝官场中有一定的地位。
    1851年，清朝朝廷颁布了选秀女的诏书。次年，18岁的慈禧被选送入宫，参加八旗选秀，并被咸丰帝赐予“兰贵人”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她美貌的认可，也是对她未来可能在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预示。
    1854年，慈禧被晋封为“懿嫔”，这个称号中的“懿”字在满文中意味着“温和”、“安懿”，反映了她在咸丰帝眼中的形象。同年，她参加了正式的册封仪式，这标志着她在宫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到了1856年，慈禧为咸丰帝诞下了唯一的皇子载淳，这不仅是她个人地位的巨大飞跃，也意味着她将拥有更多影响宫廷事务的机会。因为母凭子贵，她很快被晋封为“懿妃”。1857年，她又被加封为“懿贵妃”，此时的慈禧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钴禄氏（即后来的慈安太后）。
    由于咸丰帝身体状况不佳，加上当时清朝内外交困，外部面临英法联军的入侵，内部则有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挑战，导致咸丰帝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擅长书法的慈禧开始代笔批阅奏章，并逐渐参与到朝廷政事之中。咸丰帝允许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给了慈禧一个逐步掌握实权的机会。
    慈禧最初参与政务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为咸丰帝代笔批阅奏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朝政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一时期的经历为慈禧日后成为晚清实际的统治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迅速攻陷了大沽，进而威胁到北京的安全。咸丰帝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考虑逃离京城。在这个关键时刻，懿贵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皇帝应当留在京城以镇守宗庙，防止外敌入侵，以免留下“天子蒙尘”的耻辱。尽管她的建议未能被采纳，但她的态度展示了她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随着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不得不带着懿贵妃和其他皇族成员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在此期间，懿贵妃开始积极参与朝政，审阅各地奏章，并与朝臣讨论政事。她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咸丰帝身边一些大臣的不满，特别是肃顺，甚至建议咸丰帝效仿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做法来处理懿贵妃的问题。然而，咸丰帝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让懿贵妃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其政治声望受到了一定影响。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去世，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同治帝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并分别赐予她们“慈安”和“慈禧”的徽号。咸丰帝临终前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时授予皇后和皇太子（由慈禧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图章，用于签署诏令。慈禧以生母身份代行皇帝职权，但实际上权力受到了限制。
    然而，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有限的权力，她渴望能够全面控制朝政。以载垣、肃顺为首的辅政大臣坚决反对慈禧干政，认为这违背了祖制和咸丰帝的遗愿。慈禧意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力量才能改变现状，于是她首先说服了慈安太后，并与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取得了联系。奕?不顾辅政大臣的阻挠，前往热河拜见咸丰帝灵柩，并与慈禧、慈安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秘密会晤。在这次会议中，他们策划了从辅政大臣手中夺权的具体步骤。奕?回到北京后，积极联络外国使节，确保外国不会干涉清廷内部事务。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与奕?密谋政变后，形势迅速变化。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请求皇太后代理朝政，并提议在亲王中挑选一两人辅助处理国家大事。慈禧看到奏折后十分高兴，并立即召见载垣等顾命大臣，要求按照奏折所请传旨。然而，载垣等人以祖制中并无太后垂帘听政的规定为由，坚持驳回了董元醇的请求，并由焦佑瀛草拟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
    慈禧在收到这份上谕草稿后并未立即发出，而是将其与董元醇的原折一同扣留。当载垣等人得知此事后，态度强硬，表示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从太后的命令，并指责慈禧查看奏折的行为是多余的。这一事件激怒了慈禧，她气得面色青紫，年幼的同治帝也被吓得哭泣不止，甚至尿湿了慈禧的衣服。慈安太后从中调解，建议大家暂时冷静下来，留待明日再议。
    次日清晨，慈禧并未立即传旨召见，而是等待载垣等人施压。载垣等人以“搁车”（即拒绝处理政务）相威胁，慈禧最终在当天中午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拟的上谕发下，并遵从他们的要求使用图章。载垣等人这才恢复了正常办公。他们误以为慈禧已经屈服，不再对她加以防备。然而，慈禧利用这个机会，继续策划政变。
    九月十八日，慈禧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草拟了一份谕旨，准备回京后发布。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丽正门外恭送灵柩上车后，即从小路先行返回北京，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与奕?等人随灵柩后行，这样巧妙地将辅政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分割开来。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一行抵达石槽，钦差大臣胜保奏请慈禧亲理大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入北京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求慈禧亲操政权，并参照前朝太后临朝的先例，下令廷臣商议实施。
    政变时机成熟，慈禧随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早已在热河拟好的上谕，指控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未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他们解任，并令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随后，载垣、端华、肃顺被革去爵职并被捕。不久，肃顺被处决，载垣、端华被赐死，其余辅政大臣均被革职。
    肃顺临刑前曾抱怨自己“没想到上了小娘们的当”。之后，慈禧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次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前往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听政的大典。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并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至此，“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确立
    三、两宫垂帘
    短暂的“中兴”
    慈禧与慈安掌握最高权力后，清廷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同治中兴”。这一时期，慈禧与慈安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朝的内外局势。
    首先，慈禧着手清除“肃党”，即以肃顺为首的反对派。肃顺等辅政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罢黜，甚至被处决或赐死，这极大地削弱了反对慈禧的力量，使她得以更加稳固地掌控朝政。与此同时，慈禧任命奕?为议政王，并委派奕譞掌管神机营，训练精兵，进一步加强了她在军事上的实力。
    在政治改革方面，慈禧听取了奕?的建议，鼓励朝臣直言朝政弊端，要求他们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一举措显示了慈禧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开放态度，也表明她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朝政。这一时期，慈禧对奕?的信任达到了顶峰，奕?在处理政务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他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人组织起了地方武装，如湘军、淮军和楚勇，成为镇压内乱的主要力量。
    依靠这些地方武装，清廷在短时间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平定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和回民起义。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国内局势，还为清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对外政策上，慈禧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她支持洋务派提出的“自强”和“求富”方针，积极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创办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慈禧同时也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的牵制，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过大而威胁到她的统治。这种平衡策略在短期内有效地维护了清廷的稳定，但也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慈禧、慈安与奕?三人合作期间所取得的政绩，被时人誉为“同治中兴”。
    叔嫂斗争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与奕?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的“蔡寿祺事件”揭开了两人权力斗争的序幕。
    当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指责他贪污、骄傲、揽权、徇私，并建议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选贤能议政。蔡寿祺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并未立即处理，而是将其“留中”处理。当奕?朝见时，慈禧告知他有人弹劾，并将折子给他看。奕?询问是谁所为，慈禧告知是蔡寿祺。奕?随即表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求将其逮捕审讯。慈禧与慈安对此非常愤怒，当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处置奕?。然而，诸臣请求先查明事实再定罪。
    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前来供述。最终，在三月初七日，他们上奏认为蔡寿祺的指控缺乏实据，并暗示奕?若能严格自律，就不会屡遭非议。慈禧接到这一模棱两可的覆议后，立即召见了他们，并交给他们一份措辞严厉的朱谕，指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甚至暗中离间他人。慈禧谕令革去奕?的一切职务，并要求众臣执行。
    这一决定引起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认为奕?并无明显劣迹，仅在语言上有所不检，建议慎重处理。慈禧随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们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内阁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前，慈禧态度反复，先是表示对奕?仍有信心，后又严厉批评奕?，要求诸臣“为我平治之”。
    会议当天，众臣因慈禧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困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醇郡王奕譞急忙从东陵赶回北京，上疏为奕?求情，请求慈禧宽恕他过去的错误，给他改正的机会。慈禧将此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会议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见的疏稿，但肃亲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导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终，军机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支持肃王的意见。
    由于群臣意见分歧严重，慈禧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遭到内部反对，还可能引起外国干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发布上谕，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仍不允许他进入军机处。然而，群臣仍对此不满，慈禧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许奕?重新担任军机大臣，但议政王的名号不再恢复。
    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还加深了慈禧与其他朝臣之间的裂痕。慈禧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依赖太监传达信息，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自出宫游玩，并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扣留。慈禧对此惊慌失措，而慈安则召集奕?等人商议，决定将其就地正法。慈禧虽对此不满，但迫于舆论压力，未敢公开反对。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届十七岁，需要册立皇后。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坚持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最终，同治帝选择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为慧妃。慈禧对此十分不满，并在婚后干预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远皇后。这种干预使同治帝十分苦恼，也进一步加剧了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矛盾。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将政权交还给年轻的皇帝。然而，同治帝亲政后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慈禧的影响。慈禧为了享受奢华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慈禧远离皇宫，减少她对朝政的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张，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修复工作需要巨额资金，同治帝的这一计划引起了包括奕?在内的许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坚持动工修复圆明园。然而，随着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的贪污丑闻曝光，同治帝被迫考虑停止修复工程，改为修缮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获得慈禧的同意。从七月中旬开始，围绕园工问题，以奕?为首的内外重臣与同治帝发生了多次争执，使得同治帝对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责奕?，并打算革职包括奕?在内的多位军机大臣，同时准备召集六部官员宣布这一决定。慈安与慈禧闻讯后，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泪安慰奕?，并撤销了这一荒唐的上谕。
    同治帝的反复无常和对国政的轻率处理，使慈禧在背后负有很大的责任。慈禧对同治帝的干预并未停止，这不仅影响了同治帝的执政能力，也让朝臣们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御医诊断其病情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的陈奏事件，又开始由她亲自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去世。戌时，慈安与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了奕誴、奕?、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会议上，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则表示：“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慈禧选定的人选是奕譞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他同时也是慈禧与咸丰帝的侄子。这一违背祖制的决定令在场的王公大臣感到震惊，奕譞更是惊恐万分，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最终，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
    慈禧随即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次日凌晨，载湉被迎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并以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即光绪帝。慈安与慈禧再一次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四、大权独揽
    光绪帝登基后，慈禧意图有所作为。一方面，她努力笼络内外重臣，通过赏赐珍稀物品和给予优待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她发布谕旨，要求各地督抚勤勉节约，忠诚于职守，并强调吏治的重要性，以稳固民心。然而，边境危机的加剧和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慈禧不堪重负，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在这段时间内，慈禧无法处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负责。
    慈安在独自处理政务的压力下，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去世后，慈禧迅速召集相关大臣，安排慈安的后事。有关慈安的死因，有传言称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后世的研究认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于压力过大引发的突发性疾病，并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后，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够制衡她的力量，开始全面掌控朝政。奕?成为了阻碍慈禧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早在同治年间，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旧派的攻击而屡遭打击，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已经变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开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缩手缩脚。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失利。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书指责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在中法冲突中用人不当，导致战事不利。慈禧借此机会，以奕?“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职务，并撤除了他的双俸待遇，令其在家休养；同时，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也被全部罢免。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易枢”。
    奕?等人被罢免后，新的军机大臣名单包括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匡、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其中，除了阎敬铭因其清廉备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认为是昏庸贪腐之辈，其行政能力远逊于原来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奕譞，虽然名义上是“商办”，但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这一人事变动被时人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击败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领导的清政府决定乘胜求和，命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一条约虽然在表面上结束了中法战争，但并未完全解决中法之间的边界争议，为后续的外交问题埋下了伏笔。
    五、帝后相争
    党争初起
    慈禧将奕?排挤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后，开始依赖奕譞主持朝政。然而，奕譞深知慈禧的性格，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日子并不轻松。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由奕匡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协助。实际上，他们是在慈禧的授意下，以建设海军为名，修复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盖这一工程的真实目的，他们恢复了昆明湖的水操，并在此设立了水师学堂。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这项工程，并将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寓意“颐养冲和”。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当面向奕譞和世铎透露了让光绪帝亲政的计划。光绪帝当即表示不愿亲政，而奕譞和世铎等人也恳请慈禧暂缓这一决定，但慈禧坚持己见。不久后，慈禧发布懿旨，宣布将于次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光绪帝的亲政典礼。面对朝臣们的请求，慈禧最终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训政数年。
    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慈禧愈发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慈禧主导了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静芬指立为皇后，并同时选入了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嫔和珍嫔。次年正月，大婚礼成。然而，光绪帝对慈禧包办婚事表示不满，借口有病取消了宴请那拉氏家族的盛大宴会，并将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也为后来的帝后党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慈禧正式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上疏请求明确发布懿旨，要求外省密折和廷臣奏折仍需呈报皇太后圣鉴。慈禧对此表示不满，并斥责屠仁守“乖谬”，将其开去御史职位，交由相关部门议处。慈禧的这一举动表明，她并非真心愿意放弃权力，而是希望借此向外界展示自己撤帘归政是出于无奈。
    尽管慈禧名义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中一切重要的用人行政事宜仍由她掌控。光绪帝在处理朝廷大事时，仍需请命于慈禧。这种局面表明，慈禧虽然名义上归政，但实际上仍然牢牢把控着朝政大权。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奕譞病重。此时，慈禧对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因此很少去看望奕譞。直到奕譞病危之际，慈禧才带着光绪帝前往探视，但父子相见时几乎无言以对。此后，光绪帝希望再次探望，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戊戌之变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晚清时期一场旨在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背景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决心进行变法，以期实现国家的富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诏书中明确提出了讲求西学、变法自强的国策，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合法地位。随后，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包括设立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等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兴办实业等。这些措施旨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然而，戊戌变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守旧势力在朝廷中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阻挠变法的实施。另一方面，变法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加之光绪帝在权力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使得变法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变法过程中，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对变法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却暗中操纵着局势。她通过重用亲信大臣、掌握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等手段，逐步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威。同时，她还利用守旧势力对变法的抵制情绪，暗中策划了一场政变。
    戊戌政变发生在变法进行的第103天。当时，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训政诏书，宣布重新训政，并立即逮捕了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随后，她又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等人革职查办，并杀害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位维新志士。这场政变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
    立储失败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11]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发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六、仓皇西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起初，慈禧对义和团持剿灭态度，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她的立场逐渐转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然而，她连续三次发布谕旨，要求袁世凯在处理民教案件时要公平对待，避免单纯依赖武力，强调以弹压和解散为主要手段，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抚能够谨慎选拔贤能官员，整顿地方治理，与民众休养生息。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应该公平处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维护国际关系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在山东的镇压行动导致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速壮大，并逐渐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到了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成员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但不顾清廷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建议，鉴于义和团声势浩大，与其镇压，不如招抚并加以利用，将他们编入军队，利用他们的仇教情绪转化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力量。慈禧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五月初九日至初十日，慈禧派遣赵舒翘和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随后，在十日晚上，慈禧召集王公大臣秘密讨论应对义和团的策略，最终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
    然而，就在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的同时，各国驻京领事接到了本国公使要求紧急调兵进京的急电。五月十四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率领的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分批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这支联军在行至廊坊时，遭遇了义和团的阻击（参见廊坊阻击战）。十五日，大量义和团成员进入北京，次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
    慈禧派遣官员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家属，并试图劝阻各国调兵进京，但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表示联军已经决定进京，无法阻止。随着联军进入北京，他们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成员及无辜中国居民。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招抚义和团以及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代表人物如载漪、刚毅、徐桐等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匡、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镇压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做出了决定。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不可信赖。慈禧反驳说，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倚仗的只有民心。如果失去民心，国家将无法立足。
    五月二十一日，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面见荣禄，带来了一份据称是洋人照会的情报，内容涉及对中国皇帝的居住地、代收钱粮、代掌兵权以及勒令皇太后归政的要求。荣禄将这份情报呈给慈禧，慈禧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向列强宣战。当晚，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宣读了洋人照会的部分内容，并表达了“一战而亡”的决心。会上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载漪、溥良等更是极力主战。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继续讨论和战问题。二十三日，慈禧得知罗嘉杰提供的情报是伪造的。然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要求清军于二十一日凌晨两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慈禧得知这一消息时，大沽口炮台早已落入联军手中。当天下午，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正式向列强宣战，并命令许景澄等人通知各国使臣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五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并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方针，由剿灭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慈禧派庄亲王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协同办理。
    然而，慈禧的这一决定遭到了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在地方督抚的反对下，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五月二十九日，她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在北御河桥竖立木牌，表明“钦奉懿旨，力护使馆”。
    六月初三日，慈禧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然仍坚称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将义和团从“义民”改称为“乱民”，并表示将设法惩办“乱民”。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进攻面前，慈禧一方面继续坚持“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国、英国、日本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紧接着，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与列强谈判做准备。尽管慈禧仍然利用义和团，但她在此之前已经下令，对那些“结党成群，肆意仇杀”的义和团成员按照土匪章程惩办。
    随着战局的发展，天津于六月十八日失陷。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求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同时，慈禧下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食物。然而，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的步伐。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在仓皇中装扮成民间妇女，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两千余名兵勇的护卫下出逃。在出逃前，慈禧下令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并指定奕匡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
    八月十四日，慈禧一行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将义和团视为肇祸之由，并表示“非痛加除不可”。她试图将责任推给义和团，以此换取侵略者的谅解。然而，各国使臣要求慈禧归政，并惩处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同时要求慈禧和光绪帝早日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于闰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惩处了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漪、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等主战或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但对于回銮一事，慈禧不愿意回到北京，因为这意味着光绪帝可能会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而她则不能再干预国政。因此，慈禧不仅不回銮，反而继续向西行进，于闰八月初八日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与武装侵略的国家增加了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奕匡、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求她归政光绪帝，如释重负，当天就电复奕匡、李鸿章，原则上同意“议和大纲”。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所有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匡、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的六十七岁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慈禧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七、风雨飘摇
    庚子事件对慈禧的打击极大，她曾对侍臣表示：“吾不意乃为帝笑！”为了挽回颜面，讨好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并抵制革命，慈禧在西逃途中就开始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并求直言。到达西安后，慈禧又下诏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来稳固统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任命奕匡、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清廷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措施，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且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局部的缓慢改良已不足以解决问题。慈禧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慈禧对封建政体进行改革，仿效英、德、日本等国实行立宪政体，以保全“宗社”。这些呼吁来自汉族官僚如孙宝琦、岑春煊、张之洞等，也有慈禧所信赖的满人官僚如端方等。经过反复斟酌，慈禧认为与其被动接受革命，不如主动接受立宪。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而日本所奉行的正是立宪政体，这更加促使慈禧倾向于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慈禧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五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提到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慈禧于七月十三日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然而，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实际上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未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自辛丑回銮后，清廷面临着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列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有所裁抑。为了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清廷为贯彻这一政策，开始扶植慈禧、荣禄倚信的袁世凯，加强对江南的控制。袁世凯借此强势南下，干涉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南洋的湘系势力试图反抗，却遭受重挫，南北派系的平衡被打破，矛盾愈发尖锐。
    在朝堂上，以湘人军机大臣瞿鸿禨为首的清流派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政斗。最终，袁世凯联合其后台奕匡取胜。慈禧贬斥瞿鸿禨、岑春煊等清流派官僚，看似是在支持北洋派，实际上是为了大力扶植满洲亲贵势力以牵制北洋派，这也导致了宣统年间亲贵集权的局面。
    清廷宣布立宪，但只是一纸空文，难以平息日益猛烈的立宪风潮。此时，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慈禧“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慈禧身体不适，到九月出现了腹泻症状。十月十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活动过多，其病情继续恶化。十四日，出现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等症状。次日，又出现周身疼痛、面目浮肿的症状。
    八、尽享哀荣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享年仅三十八岁。关于光绪帝之死的具体原因，历史上存在多种说法，但无论真相如何，光绪帝的去世给清朝统治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光绪帝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等急忙来到福昌殿见慈禧。由于光绪帝无嗣，慈禧根据此前的决定，将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的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负责处理一切军国政事，但所有事务都需要秉承慈禧的“训示”来裁度施行。
    此时，慈禧自知生命垂危，便告诉诸臣：“大行皇帝大事办妥，……速为予料理后事。”次日，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下午2时左右，慈禧在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慈禧临终时留下了遗言：“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这番话体现了慈禧对清朝未来政治走向的担忧，以及她对自己长期执政的反思。
    慈禧的丧礼按照清朝历代皇帝的规格举行，极为隆重。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为慈禧定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清代帝后谥号中最长的一个，简称“孝钦显皇后”。其中主谥“钦”，满文作“kobton”，谥法中称“威德悉备曰钦”，意指慈禧生前的威严和德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同年十月初四，慈禧被葬于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东陵。这座陵寝位于清东陵区域内，与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相邻，显示了慈禧在清朝历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