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宫
李莲英的故事是中国晚清历史上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篇章。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李莲英并非在八岁时便进入皇宫，而是到了13岁那年，由郑亲王端华府送入皇宫的。这个时期正值咸丰七年（1857年），对于李莲英来说，这是一个命运转折点。他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曾是一个无业游民，后因帮助远房叔叔而被认作养子，并因此结了婚。家族原本在河间府一带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被迫迁往北京。在那里，李莲英的父亲从事制皮工作，人们称他们为“皮硝李”，但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乐观，这也可能是导致李莲英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离开家人，进入王府当差的原因之一。
李莲英在进入皇宫之前的名字是李进喜，而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小太监逐渐攀升到慈禧太后身边的重要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具备了超乎常人的观察力和适应能力。在皇宫这样一个复杂且等级森严的环境中，李莲英很快意识到，要想在这个地方立足并获得提升，就必须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与主子之间的关系。
在最初的几年里，李莲英并没有立即获得显赫的地位，而是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等地担任一些基础的工作。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当他16岁时，才被调到长春宫，开始直接为慈禧太后服务。当时，太监安德海正受到慈禧的特别宠爱，但李莲英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不高而气馁。相反，他从安德海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过分张扬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安德海因过于嚣张，最终在同治八年（1869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决，这给了李莲英深刻的启示。他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仅学会了如何揣摩慈禧太后的喜好，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处处体现自己的谨慎与恭敬。李莲英的墓志铭提到他“事上以敬，事下以宽”，这实际上就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他懂得在慈禧面前保持谦卑，同时也能够赢得下层宫人的尊敬和支持，这样的双重策略使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逐渐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莲英的这些品质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她开始越来越倚重这个机智而又谨慎的年轻太监。
二、慈禧赐福
慈禧太后对中国晚清时期的文化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她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也是一位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鉴赏家。慈禧热爱京戏，经常邀请着名的演员入宫表演，并慷慨地给予赏赐。这种对艺术的支持，反映了她试图通过文化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形象。
在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因此，当一位艺术家被慈禧召见并受到赏赐时，这无疑是一项极大的荣誉。然而，这样的场合也充满了潜在的风险，因为任何小小的失礼都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
一次，慈禧在欣赏完着名京剧演员杨小楼的表演之后，决定赏赐给他一些糕点。然而，杨小楼深知这样的赏赐虽然珍贵，但对于一名艺术家而言，能够得到慈禧的亲笔题字，无疑是更大的荣耀。于是，他鼓足勇气请求慈禧赐字。慈禧当时心情愉快，并未拒绝他的请求，随即写下了一个“福”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在一旁的小王爷注意到，慈禧写的“福”字中，将“示”字旁误写成了“衣”字旁。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因为书写错误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尤其是在皇室成员中，这样的失误更显得不可原谅。
杨小楼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接受了这个写错的字，那么他可能会被指责为没有尽到提醒的责任；但如果他拒绝接受，那么慈禧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他赏赐的不满，进而产生严重的后果。他开始紧张起来，额头渗出了冷汗。
这时，李莲英展现了他的机智。他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提出了一个既能保护慈禧面子，又能避免杨小楼陷入困境的说法。他说慈禧的福比世上的任何人的都要多出“一点”，从而将书写错误转化为了一种象征着慈禧无上尊荣的说法。杨小楼立刻领会了李莲英的意思，迅速做出了回应，表示自己无法承受如此厚重的恩赐，从而给了慈禧一个台阶下。
三、首领大太监
李莲英在清朝晚期宫中的地位上升，不仅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更因为他与慈禧太后之间形成的深厚关系。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仅26岁的李莲英就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这通常需要至少三十年的服务资历才能达到的位置，而他仅仅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这个职位的获得，不仅体现了慈禧对他的信任，也预示着他未来的仕途将更为顺畅。
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李莲英已经成为了储秀宫的四品花翎总管。这个时期，随着慈禧太后权力的不断加强，李莲英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了31岁时，他甚至可以与敬事房大总管平起平坐，后者是清朝宫廷内太监中的最高职务。李莲英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晋升，主要得益于他对慈禧太后的悉心照料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智慧。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这不仅是对他的个人荣誉的认可，也是对慈禧太后对他的极端信任的体现。要知道，雍正皇帝曾规定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但慈禧为了表彰李莲英的贡献，特意为他打破了这一传统。
慈禧与李莲英之间的情感纽带非常深厚，这一点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详细的描述。书中提到，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有着类似于朋友甚至是伴侣般的亲密感。每天的饮食起居，慈禧都会派人或是亲自询问李莲英的情况，而在西苑和颐和园居住时，慈禧甚至会主动找李莲英一起散步，谈论养生之道。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十年，成为了慈禧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李莲英为了讨好慈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例如，在慈禧过寿时，李莲英精心策划了一场放生鱼鸟的活动。他训练鱼鸟，在放生后不久，它们就会返回，以此来展示慈禧的“洪福齐天”。慈禧虽然明白其中有机关，但她仍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并对李莲英给予了丰厚的奖赏。
四、朝野议论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日益加深，这在朝野之间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担忧。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其地位的稳固和权势的增长，使得许多朝臣对其产生了怀疑和敌意。有人指责李莲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收受财物，有人指控他干涉朝政，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光绪帝支持者的威胁。
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北洋海军已训练完成，请求朝廷派遣大臣进行检阅。慈禧遂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前往视察。鉴于醇亲王的身份特殊——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为了消除可能的猜疑，同意了醇亲王提出的请求，即派遣李莲英随行。
醇亲王回京复命后，朝廷中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监察御史朱一新上书光绪皇帝，批评派李莲英随行的行为，并指责李莲英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应当予以查处。然而，朱一新的奏折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
在此期间，李莲英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表现得相当谨慎。根据维新派人士王照的说法，醇亲王每次接见文武官员时，都会让李莲英在场，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揽权的意图，并且让李莲英作为见证人。而李莲英本人则谨言慎行，穿着朴素，甚至亲自为醇亲王拿旱烟袋，显示出一种低调的态度。回到住处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接触。
五、朝臣抨击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惨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失败，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慈禧太后，因为批评她等同于挑战皇权，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因此，批评的矛头转向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与他相关的其他人物，其中包括李莲英。
在当时的背景下，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奏，指责北洋海军将领贻误战机，并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不正当的往来。特别是安维峻的奏折中提到，“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 实 左右之”，暗示了李莲英在对日政策决策中的影响。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抨击李莲英干预朝政的一个重要依据。
然而，安维峻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希望慈禧不再事事牵制光绪皇帝，并要求严厉处置李鸿章。他在奏折中提及李莲英，只是为了强调宫廷内部存在影响决策的力量，而不是直接针对李莲英个人。慈禧对此反应强烈，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强调所有国事都必须听从皇太后的旨意。安维峻也因此被以“离间”皇太后与皇帝的罪名革职充军。
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缺乏确凿的证据。清史研究者指出，当时有许多希望在地方上谋取官位的人试图通过李莲英来疏通关系，但是否真的成功影响到了慈禧的决策，却是无人能够确定的事情。毕竟，慈禧的个性喜怒无常，即便是李莲英也不敢轻易插手政事。
六、敲诈官员
关于李莲英是否干预朝政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在贪财方面，李莲英的名声却是众所周知的。曾任怀来县知县的吴永在其着作《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了一段关于李莲英利用职权敲诈官员的经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百官逃离京城。吴永在这次逃亡过程中担任粮台会办，负责管理钱粮。他回忆道，当他们到达山西后，慈禧的排场越来越大，所有的费用都由地方承担，而太监们则借此机会勒索钱财。
吴永提到，即使是普通的小太监，也需要几两或十几两银子来打发，而对于总管太监来说，没有一百两左右的银子是绝对不够的。这反映出当时太监们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从地方官员那里获取额外的利益。
除此之外，李莲英等人还利用各种机会敲诈勒索朝中办事官员。例如，江宁织造是内务府设在南京的一个机构，负责为宫廷提供绸缎服装和其他御用品。每当江宁织造需要向宫中请示并领取图样时，这便成为了李莲英等人索要钱财的机会。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初三，江宁织造驻京人员来煜在给江宁织造广厚的一封信中提到，李莲英在他们领取图样时勒索了120两白银。来煜在信中表达了无奈，他写道，如果是其他人，或许可以用好言好语来磨，但李莲英作为总管太监，却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的精明和老练，她不可能完全不了解身边太监们的种种行为。然而，只要这些太监没有直接干预朝政，并且能够让她感到舒适和满意，那么他们在钱财上的贪污行为，在慈禧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这反映了慈禧对待身边亲近人物的一种态度，即只要这些人在关键问题上服从于她，并且不触犯她的根本利益，那么她可以容忍一定程度上的不当行为。
七、生性圆滑
李莲英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周旋，展现了他圆滑的处世之道。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而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既要保持慈禧的信任，又要避免与光绪产生冲突。他采取了两面讨好的策略，既在慈禧面前表现出忠诚，又尽量不与光绪发生直接矛盾。
关于李莲英是否站在慈禧一边反对变法，或者是否有参与陷害帝党的行为，这些说法都有待考证。尽管有人指责李莲英在光绪去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李莲英其实是一个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生存的人物。他不仅赢得了慈禧的喜爱，而且由于从小就照顾光绪，也得到了光绪的一定好感，光绪甚至称赞他“忠心事主”。
王照讲述的故事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看待李莲英的行为。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带领光绪和文武百官逃往西安，之后返京途中，一行人停留在保定。在这个时候，慈禧的住宿条件极为优越，李莲英的住处虽然略逊一筹，但也相当不错。相比之下，光绪的住宿条件则十分简陋，甚至到了无法入睡的地步。
当李莲英侍候慈禧入睡后，前来探望光绪，发现光绪独自坐在灯下，周围没有任何太监值守。在得知光绪居然没有被褥可用后，李莲英立刻跪下痛哭，自责太监们未能尽职，并将自己的被褥献给光绪使用。这一举动显示了李莲英在关键时刻的敏感度和机智，他能够在保证慈禧满意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光绪的关怀。光绪后来在回忆起那次逃亡的经历时，曾经提到如果没有李莲英的帮助，自己可能无法存活下来。
八、退休
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在宫中的处境发生了变化。他出言谨慎，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慈禧，这使得慈禧对他产生了一些疏远。尽管如此，李莲英仍然继续尽职尽责地侍奉慈禧。随着时光流逝，李莲英意识到自己已经为皇家奉献了大半生，开始考虑退出宫廷生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逝世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负责处理了慈禧的丧事，并在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正式离开了生活了52年的皇宫。这一决定标志着他宫廷生涯的结束。
关于李莲英的死因，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和公众关注的话题。1985年，佟洵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中首次公开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墓葬的过程，并提出了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暗示他可能死于非命。然而，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唐益年在研究了大量清代太监档案后，认为李莲英不太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指出，顺治皇帝立下的铁牌明确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因此李莲英即便有心也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他离宫时，对政事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被杀并无意义。此外，唐益年也否认了李莲英在讨债路上被悍匪杀害的说法，认为这更像是杜撰的故事。
民间关于李莲英之死的各种说法也层出不穷。有人认为他是被革命党杀害，因为李莲英恰好死于辛亥革命时期；也有人传言他被宫中的仇敌所害；还有人声称他是在前往山东讨债的路上被杀。然而，这些说法均缺乏直接证据。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表示，祖父死于痢疾，病情发展迅速，几天内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