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形势大好的遁隐，君子吉利，小人则不会。
    当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牵绊，无所挂碍，轻松自在，隐居生活就变得很有趣了。但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享受如此美好的隐居生活，比如陶渊明，比如司马承祯，比如孙思邈。
    而小人的想法太多了，不可能做到宁静致远，淡泊安隐。
    也有君子欲隐而不得，比如李泌，他几度归隐山林，却几度应召出山。所谓大隐隐于朝，或即如是。
    我们知道，佛家出世以求来生，道家避世以独善其身，只有儒家入世以天下为任。在唐德宗时期，三家思想流派中，唯一一个以入世为目标的儒学偏偏衰落了。当时朝野上下，几乎人人信佛，人人崇佛，哪还有儒学的插针之地？
    唐宪宗时期，打算光大儒学道统的韩愈（768年－824年）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皇帝烧毁佛骨，以免天下人被误导。结果皇帝阅后大怒，打算对韩愈处以极刑。幸好朝臣们认为量刑过重，纷纷劝谏，皇帝这才罢死刑，将其贬到遥远的潮州（今广东潮州市）担任刺史。
    潮州古为闽越之地，是畲族公认的民族发源地，在唐朝属于蛮荒地带。韩愈被贬到这里，几乎相当于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
    他究竟说了什么，引起皇帝的雷霆大怒呢？
    原来，他为了引起皇帝警醒，开篇就爆出惊天大瓜，足足用了三百余字，援引汉明帝、梁武帝为例，力证人主奉佛不是寿短，就是位促。
    这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大骂短命鬼，判一个欺君大罪不算过分。而唐宪宗只给了他一个贬谪的处分，已算皇恩浩荡。
    韩愈只身一人，凄凄切切前往潮州制所潮阳，途中遇到了侄孙韩湘子，便写了一首更加悲哀凄切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道家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之中，韩湘子并列八仙之一，是与铁拐李、吕洞宾等齐名的道家神仙。
    来到潮阳后的韩愈，赶紧上书为自己辩白，算是勉强逃过一劫。而儒学之复兴，就如此冒了几个小泡泡后戛然而止。但是，他提出的由尧舜禹而至汤周孔孟的儒学道统，以及他对仁义道德的定义却被继承下来，发展出了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
    复古主义思潮虽然没能促成儒学彻底复兴，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唐传奇创作意外地进入兴盛期。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唐朝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比较有名的如东晋文学家干宝所着志怪小说《搜神记》，以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为特色。而记事小说如《世说新语》，同样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故事描写。
    到唐代，唐传奇出现了。
    这是一种文言短篇小说，篇幅更长而文辞华艳，部分作品还塑造出了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一般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
    唐传奇的繁荣，至少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使得民间“说话”艺术应运而生，这可视为现代评书的前身。
    第二个原因，是佛教兴盛。佛教通过讲唱佛经故事来宣扬佛法，于是事实上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
    到了唐德宗时期， 唐传奇如鲁迅先生所言：“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名家、名作辈出。
    比如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分别描写卢生、淳于棼在梦中富贵至极，待梦醒觉悟，发现荣华富贵不过是黄粱一梦或南柯一梦。
    又比如陈玄佑的《离魂记》和李朝威的《柳毅传》，书写神怪爱情，极为生动。尤其是《柳毅传》，描写柳毅传书，最终与龙女结为夫妻的故事，情节离奇，与元稹的《莺莺传》一起，被视为唐传奇的杰作。
    元稹（779年－831年9月）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十九世孙，鲜卑族人。他与白居易关系莫逆，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并称“元白”。他曾在唐穆宗时期官拜宰相，但却以诗名着称于世。
    公元799年唐德宗年间，年方弱冠的风流才子元稹来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与母系远亲一位崔姓少女相恋。第二年，元稹赴京参加吏部考试时，为前途着想而迎娶了吏部侍郎韦夏卿之女韦丛。
    但初恋总是美好的。很多年后，念及心中那道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元稹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讲述了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这便是戏曲《西厢记》的原身。而故事中为两人鸿雁传书的婢女红娘，也成了为爱情牵线搭桥者的专有名词。
    侠义小说在中唐时期开始出现。
    这是一种好人得偿所愿，坏人恶贯满盈的爽文小说，为二十世纪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
    比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描写了女侠谢小娥女扮男装，为父亲和丈夫报仇的的故事。沈亚之的《冯燕传》则描述了冯燕与人妻私通，后杀人犯法并勇于承担后果的豪侠作风。
    到了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斗争加剧，老百姓生活日益动荡不安，侠义小说因此有了更大发展。
    比如传奇《红线》和《聂隐娘》，讲述了侠女行盗行刺、参与藩镇斗争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故事中那些能腾空飞行、千里杀人、为民除害的侠士，寄托着老百姓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以及对英雄人物的向往。
    在二十世纪同样纷乱的民国时期，这些神话般的人物和故事，通过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新武侠小说一一重现。
    这是两个时代的老百姓，遥隔千年的情感共鸣。